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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法律武器，自设立以来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该罪名针对的是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故意添加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或销售明知掺有此类物质的食品的行为，其立法目的不仅是惩戒违法者，更在于通过法律威慑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本文将从法律定义、构成要件、司法实践难点及社会治理路径等维度，系统解析这一罪名的内涵与外延，以期为理解食品安全刑事保护提供参考。

一、法律定义与构成要件解析

（一）立法溯源与核心法条

我国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刑事规制始于1993年《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现行刑法第144条在此基础上完善，明确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这一条款将该罪名的犯罪形态从结果犯调整为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掺入或销售行为，无需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即可构成犯罪，体现了对食品安全的严格保护立场。

（二）犯罪构成四要件分析

犯罪客体：复杂客体的双重侵害

该罪侵害的客体既包括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秩序，也直接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权。食品安全监管秩序是国家通过《食品安全法》《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法律法规构建的基础制度，而有毒有害食品的流通则突破了这一制度防线，使消费者暴露于健康风险之中。例如，某地下作坊用工业明胶制作食品，不仅违反了食品原料的准入规定，更可能因工业明胶中的重金属超标导致消费者慢性中毒。

客观方面：特定行为的具体表现

客观行为表现为两类：一是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二是”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掺入”行为既包括直接添加（如在火锅底料中添加罂粟壳），也包括间接污染（如使用被有毒物质污染的工具加工食品）；“销售”行为则涵盖批发、零售、网络销售等所有流通环节。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食品”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加工食品，还包括食用农产品（如用禁用农药种植的蔬菜）和餐饮服务中的加工食品（如餐馆使用的地沟油）。

犯罪主体：一般主体的广泛覆盖

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与单位。自然人既可以是食品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厨师、商贩等直接从业者，也可以是为其提供有毒原料的上游供应商（如向食品加工点销售工业酒精的化工产品经营者）。单位犯罪时，不仅要对单位判处罚金，还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明知生产车间使用工业硫磺熏蒸药材仍默许，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将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主观方面：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

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是”明知”，即明确认识到所添加或销售的物质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且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明知”的认定需结合客观证据综合判断，如行为人曾因同类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原料采购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采取隐蔽手段运输存储等。若行为人因过失（如误将工业盐当作食用盐使用）导致有毒物质掺入食品，则不构成本罪，可能以过失致人重伤罪等其他罪名论处。

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点与应对

（一）“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界定争议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列举了”工业用甲醛”“工业用矿物油”等20余种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但实践中仍存在三大争议：

其一，新型物质的认定滞后。随着食品工业技术发展，一些未被列举的”非传统有毒物质”进入视野，如某些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中添加的非法药物成分（如减肥食品中的西布曲明），需通过司法鉴定机构的毒性检测并结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判断是否属于”非食品原料”。

其二，“食品添加剂”与”非食品原料”的界限模糊。合法食品添加剂需符合”三原则”（不应对人体产生危害、不应掩盖食品腐败、不应降低食品营养价值），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如在乳制品中添加超出标准的着色剂），虽属于行政违法，但一般不构成本罪；若使用”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的物质（如苏丹红、瘦肉精），则直接认定为”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

其三，天然有毒物质的认定分歧。如河豚鱼本身含河豚毒素，但经专业处理后可食用，若未按规范处理即销售导致中毒，是否属于”掺入有毒物质”？司法实践中通常认为，未按安全标准加工导致天然毒素未被有效去除的行为，等同于”掺入”行为，仍可构成本罪。

（二）因果关系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