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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科实习自我总结

从六月到八月，我在感染科度过了整整九周。九周里，我经历了三次白班、两次夜班、一次周末备班，也经历了自己第一次独立穿脱三级防护、第一次给艾滋病人抽血、第一次把抗病毒药送到狂犬病暴露者手里。数字看起来枯燥，却像钉子一样把我钉在感染科的地板上，让我看清自己的胆怯、笨拙，也看清自己的成长。现在回头写总结，我不想用“收获颇丰”这种套话，只想把每一天拆成碎片，把碎片里渗出的血、汗、药液和眼泪重新拼成一张完整的图，告诉自己：这就是感染科，这就是我从医的起点。

第一天进科，我穿的是新买的洞洞鞋，护士长扫了一眼就让我换胶靴，说“洞洞鞋不防喷溅，你脚背上的静脉要是被污染，哭都来不及”。我红着脸去换鞋，心里却牢牢记住了“防喷溅”三个字。后来我才明白，这三个字几乎贯穿了感染科的全部工作：给乙肝患者拔针时，针帽回弹的那一声“啪”；给隐球菌脑膜炎病人腰穿时，脑脊液突然喷出的那一瞬；给登革热患者抽血时，血管塌陷、血液顺着针头往外涌的惊慌，都是“喷溅”的具象。护士长用一双胶靴给我上了第一课：在感染科，先学会保护自己，才有资格保护别人。

第二周，我轮到负压病房。负压病房的气压比走廊低，门一关，耳朵“嗡”地一声，像被塞进一只巨大的海螺。里面住着一位H7N9禽流感合并ARDS的阿姨，气管插管第17天，镇静评分-4，只能靠呼吸机画出的绿色波形证明她还活着。我的任务是每四小时给她测一次动脉血气。第一次穿刺时，我戴了三层手套，手指像裹着石膏，摸不到足背动脉，急得满头大汗。带教老师王医生把着我的手，轻轻往下压，说：“别急，血管也在害怕，你得先让它信任你。”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医学不是“我治你”，而是“我们一起”。后来我真的一次穿刺成功，看见暗红色的血柱涌进肝素化的注射器，竟忍不住在防护面屏后笑出声。阿姨当然听不见，可我知道，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通过那根细细的针头建立起来了。

第三周，我遇到一位22岁的大学生，男男同性性行为史，初筛HIV阳性，CD4只剩82。他坐在咨询室，手里攥着学生证，指节发白，像攥着一张即将被注销的身份证。我按培训流程给他做“结果告知”，说着“这只是初筛，还需要确证”，声音却抖得不成样子。他忽然抬头问我：“学长，你是不是也怕我？”我愣住，口罩里的热气一下子糊满护目镜。我深吸一口气，把口罩摘下来——那间咨询室只有我们两人，负压系统嗡嗡作响，我知道空气是安全的——我说：“我不是怕你，我是怕自己没有能力帮你。”那一刻，我打破了课本里“标准防护”的边界，却第一次触摸到“人文防护”的温度。后来我把我的电话写在药盒背面，告诉他“凌晨两点也可以打”。他出院那天给我发短信：“学长，我决定去上药了，谢谢你把恐惧说得那么具体。”我盯着屏幕，眼泪砸在白大褂上，留下深色的圆点，像一枚小小的勋章。

第四周，我轮转到发热门诊。凌晨一点，一位母亲抱着三岁女孩冲进来，孩子体温41℃，抽搐，咽部可见灰白色膜状物。我脑子“嗡”地一声：白喉？我几乎是跑着去叫二线，声音劈叉。二线老师冷静地取鼻咽拭子，滴加亚碲酸钾，30分钟后菌落显黑色——临床诊断白喉。孩子被立即送进负压隔离病房，母亲却跪在走廊，哭到干呕。我蹲下去给她递水，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医生，我娃会不会死？”那一刻，我无比痛恨自己只会背“白喉抗毒素用量”，却找不到一句能安慰她的话。我只好把我知道的数字全说出来：死亡率5%以下，抗毒素越早用效果越好，我们已联系疾控中心……我像在背教科书，她却渐渐安静下来，说：“医生，你比百度靠谱。”那一晚，我第一次体会到“知识”也可以有温度，只要你肯把它翻译成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第五周，我跟着感控护士去ICU采环境标本。我们要在键盘、门把手、呼吸机旋钮表面用拭子划“井”字，回实验室做鲍曼不动杆菌培养。我以为这只是例行公事，直到三天后报告出来：呼吸机旋钮检出CRAB（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院感科连夜召集紧急会议，我作为采样人被要求复述全过程。我紧张得手心冒汗，生怕自己哪一步忘了手消，成了“元凶”。护士长却拍拍我：“别慌，采样目的就是发现问题，不是找人背锅。”后来我们给ICU加装了紫外线循环风消毒机，把呼吸机旋钮改成一次性薄膜覆盖。那件事让我明白：感控不是“找茬”，而是“找缝”，把缝补上，才不会让死神有机可乘。

第六周，我参与了一例布鲁氏菌病误诊讨论。患者是58岁牧民，反复发热、关节痛，曾被误诊为类风湿关节炎，口服甲氨蝶呤后突发高热、肝衰。多学科会诊时，我查到他在发病前三个月接生过羊羔，建议加做布氏杆菌凝集试验，结果1:320阳性。我战战兢兢在PPT里放出那张羊群照片，满以为会被批评“证据薄弱”，没想到主任直接拍板：“流行病学史就是金标准，给多西环素+利福平。”患者三天后退热，一周后转氨酶下降。我第一次意识到：问诊不是“走流程”，而是“破案”，每一个被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