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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抄袭，还是怪怖的相似性？

2018年1月7日，《梅维斯·迦兰作品集》的编辑法兰欣·普罗丝在其“脸书”页面上发布了如下信息：

有谁能读一读1月8日那期《纽约客》刊登的小说《海外归来》，然后再和梅维斯·迦兰的《运冰车沿街而过》做一下对读？在采访中，作者萨蒂亚·谢帕德承认她受到迦兰小说的“影响至深”，但是这种“影响”简直是复刻：细致到每一个场景，情节转折，人物姿态，乃至具体的对话一一唯一重要的区别是这些人物不再是二战后旅居日内瓦的加拿大人，而是特朗普时期居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巴基斯坦人。我感到痛心的是现在大家都不读梅维斯·迦兰了，这样一篇抄袭她小说的作品竟然能刊登在《纽约客》上（迦兰的原作最初也发表于《纽约客》）！而且竟然没有问题，也没有人留意。这是不对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普罗丝发出的四篇帖子掀起了一场文学风暴。回帖的人有的是编辑，有的是批评家，有的本身就是作家，他们中有人认为谢帕德的做法有悖道德伦理，有的则认为作者是在与迦兰的原作进行复杂的文本对话。比如，小说家杰斯·罗就为谢帕德做了以下辩护：“两个小说我都读了，我非常钦佩谢帕德的改写。这确实是对迦兰作品的模仿，或说是音乐中的变调。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时空设定下，谢帕德复刻（很明显饱含爱意）了原作的情节…正如谢帕德所说，她渴望把她所感知的巴基斯坦生活引入她眼中的加拿大与欧洲的经典文本之中。”

对作家亚历山大·奇而言，他觉得“很多跟帖的人都说这是抄袭，但这不是，而且也不是‘单纯的替换我们读过类似的小说，好比扎迪·史密斯的《论美》？我觉得这种指责不公平。但是我觉得谢帕德确实犯规了”。体育记者天卫·J·克拉克不同意奇的观点，他说：“拿谢帕德和史密斯作比就好像拿苹果跟西瓜比。长篇小说中，场景和主题设定得相似很常见，但是一个短篇小说里有超过四十个替换？这完全是衍生之作，除了严肃乏味的文辞之外毫无文学价值。\在克拉克看来，该事件的性质有别于受到其他作品的影响。他指出，莎士比亚“一半的喜剧都是从（古罗马）剧作中盗用的。影响问题引起的争议古已有之。但这里的问题是，谢帕德仅仅把另一个作品里的细节做了机械的替换，然后就称其为原创作品，理由是作品使用了被西方经典作品边缘化的形象。原创作品确实可以源于其他作品的影响，但是纯机械的替换是另一码事”。或许最有意思的时刻是谢帕德本人加入了讨论，她向“所有对我的作品做出认真思考并发表评论的人”表示感激，继而解释她读了迦兰作品后决定写《海外归客》的原因。

然而，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讨论结束时，这些评论者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和辩论开始时几乎一致。从法兰欣·普罗丝的抄袭指控，到为谢帕德“借鉴\的有力辩护，意见不一而足，一些时候论者代人激烈的个人和政治论战的言辞。没有人能够从叙事学或文体学角度来对两个作品之间的联系做合理的讨论。

在本文中，我提出用“怪怖的相似性”来思考讨论中的核心问题。“怪怖”来自弗洛伊德1919年发表的文章《怪怖者》，简单说，这是指某种既熟悉又陌生、同时令人不安和恐惧的心理体验。在阅读文本时，读者预设每个文本的虚构世界是相互分离且孤立的，每个文本自给自足。虚构的离散性意味着我们全身心地沉浸于单一的文学世界。文本自足性则暗示，我们只需阅读这个文本，就足以了解这个作品。

我认为，一旦超越了某个临界点，第二文本会通过一整套的怪怖的相似性，唤起对源文本的记忆，从而违背了前两种预设。面对怪怖的相似性，读者被迫抛弃对虚构离散性以及文本自足性的默认预设，转而运用完全不同的阅读策略一一把两个文本视作对话的双方。自然，由于互文阅读策略的界定很模糊，不同读者可能会偏向不同的文本。有的读者会预设两个文本之间没有交流，有的读者则视互文关系为创作关系，有的读者则会把第二文本视作寄生文本。在最后一种情况下，读者认为这套怪怖的相似性逾越了可以被接受的边界，尤其当这种互文关系没有得到引用或者承认。

虚构世界的离散魅力

经典短篇小说有着相对明确的、有限的时空一一这个虚构世界文本连贯，经由读者激活。莎士比亚批评家A.C.布拉德利或许是二十世纪最早关注这一话题的学者。他在其牛津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指出，尽管文本包含很多对现实世界的指涉，但是文本内部有着重要的偏差：

因为它（小说）的本质不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不是其复制品。它自成一个世界，完整，独立，自主。要拥有它，你必须进入这个虚构世界，遵循它的法则，暂时忽略你在另一个真实世界中拥有的信仰、目标以及特定状态。

一如在白纸上用炭笔速写人脸一样，小说有着模糊的边界，其边缘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如果提出要求，有些作者可能会勾勒出小说人物的前史或后续，但这不是典型或预期的要求。这种才能就好比画家能够详尽地描绘出画中人物的背景。无限延伸是可能的，但很罕见，时空的坐标可能会被设置得更加具体，也可能因为模糊而被延展。读者会发现，虚构世界中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