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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注释

燕太子丹质于秦

“燕太子丹”，即燕昭王之孙，燕王喜之子，名丹。春秋战国时期，“太子”为诸侯国储君之尊称。丹身为燕国储贰，其命运与燕国之兴衰紧密相连。

“质于秦”，“质”者，人质也。此乃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间常用之政治外交手段，尤以弱国遣送公子、王孙入强国为质，以换取信任、暂时安定或达成某种盟约。燕国地处北方，国力相较秦、赵、齐等国为弱。太子丹之入秦为质，其具体时间与背景，史载略有参差，但大抵与燕国在强秦压力下寻求苟安之策略相关。或谓其早年曾质于赵，与同在赵国为质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有旧识，后燕秦关系变化，复质于秦。此说若确，则为其后续在秦之遭遇及归燕后的激烈行动埋下更深层之心理伏笔——旧识反目，或期望破灭，更添屈辱与愤懑。

入秦为质，本为政治妥协，然质子之境遇，全赖两国关系及自身表现。若两国交恶，质子常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或泄愤对象。太子丹在秦，想必感受到的并非礼遇，而是强秦之威压与对燕国命运的深切忧虑。

亡归

“亡归”，“亡”者，逃亡也；“归”者，回归燕国也。太子丹并非以正常外交程序获释归国，而是伺机逃离。此举风险极大，不仅可能招致秦国之报复，亦可能使燕国陷入外交困境。

太子丹何以“亡归”？《史记·刺客列传》载其“怨王（指秦王政）无礼，欲批其逆鳞”，此为个人恩怨层面。更深层原因，则在于其目睹秦国之强盛与吞并天下之野心，深感自身在秦为人质，不仅毫无尊严，更如待宰羔羊，而燕国亦危在旦夕。故其“亡归”，既是个人求生之本能，亦是对燕国命运的深切忧虑与责任感驱使下的必然选择。其逃亡过程，史无明载，想必艰险异常，非有决死之心与周密计划不能成。

“亡归”之举，标志着太子丹对秦国幻想之彻底破灭，亦预示着燕国对秦政策将由屈辱妥协转向激烈对抗。

见秦且灭六国

“见”，此处乃“目睹”、“预见”之意。太子丹自秦亡归，带回了秦国最直接、最真实的情报与感受。他亲身经历了秦国的强大、秦王的雄才大略（或曰狼子野心）以及秦国朝野上下那种咄咄逼人的扩张气息。

“秦且灭六国”，“且”者，将要、行将之意。此语点出当时天下最根本之形势：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来数十年之积累，至秦王政（即秦始皇）即位，已具备压倒性优势，其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之战略意图已昭然若揭，且已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韩、赵、魏等国已岌岌可危，随时有覆亡之虞。太子丹“见”此危局，心急如焚。

此“见”字，不仅是客观事实之认知，更饱含太子丹内心之焦虑、恐惧与不甘。他深知，若坐以待毙，燕国必步其他国家之后尘，为秦所灭。故其归燕之后，方才有“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史记·刺客列传》）之举动，寻求救亡图存之策。此“患之”，正是“见秦且灭六国”后必然之心理反应与行动逻辑起点。

历史背景与事件影响

太子丹亡归之时，约在秦王政即位后、统一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具体年份史界尚有争议，大致在公元前232年左右）。此时，秦国已通过远交近攻之策，逐步削弱并蚕食六国。韩国已形同附庸，赵国经长平之战后元气大伤，魏国亦日薄西山。

太子丹的“亡归”及其对“秦且灭六国”之深刻认知，直接推动了其后续一系列行动，其中最著名者，便是派遣荆轲入秦行刺秦王政，即“荆轲刺秦”事件。此举虽因种种原因失败，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悲壮色彩之标志性事件，深刻影响了后世之文学创作与民间记忆。

从战略层面而言，太子丹之选择（刺秦）带有明显的孤注一掷与非理性色彩，反映了弱国在面对绝对强大的对手时，除了屈服之外，所能采取的极端手段。尽管此举未能挽救燕国灭亡之命运（公元前222年，秦灭燕），但其背后所展现的反抗精神与家国情怀，仍为后人所议论与叹惋。

结语

“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此十八字，如同一幅历史画卷之开端，浓缩了个人命运与家国存亡之紧密交织，揭示了战国末年强权政治下小国之无奈处境。太子丹之“亡归”是其个人意志之体现，而“见秦且灭六国”则是时代趋势之洞见。二者结合，便催生了其后一系列惊心动魄之历史事件。欲理解“荆轲刺秦”之缘起，不可不从此语入手，探寻其背后复杂之历史经纬与人性挣扎。此注释之目的，亦在于此，冀能拨开历史迷雾之一角，窥见当日之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