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研究现状与展望.docxVIP

区域史研究现状与展望

近年来,区域史研究蓬勃发展,这既得益于区域研究的新史料如契约文书、族谱、碑刻、日用类书等民间文献以及多语种文献的发掘发现和整理利用,也离不开史学研究新视角新方法以及诸如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由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由王朝国家到区域社会等研究路径的推陈出新。当然,繁荣发展中的区域史研究也面临着“碎片化”和缺乏理论关怀等质疑。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避免视野地方化、问题重复化,更好观照国家与地方,凸显大历史、整体史追求等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本期特邀请几位青年学者对此进行讨论,以期对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区域转向:区域史研究的历程与史学发展脉络

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作为阐释中国史进程的一种视角已为学界广泛接受,在研究内容、理论范式等方面也达成了诸多共识,目前依然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那么在各位看来,区域史研究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其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史学发展脉络呢?

答：区域史作为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种研究范式,从学术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其产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从研究成果看,区域史研究确实在揭示或解释中国历史的多元图景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我国史学传统中,自古即有分区而论的传统。《礼记·王制》篇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表明秦汉时代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全国文化的多样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分区域对全国的物产、交通和风俗进行了分别描述。这一分区述史的做法被后世史家继承,无论是正史中的《地理志》,还是各地所编撰的志书,或是史家的私人撰述(如王士性的《广志绎》、谢肇淛的《五杂俎》等),皆体现了这一撰史传统。当然,把“区域”视作研究中国史的一种范式,进而进行学科意义上的建设,还是晚近的事。民国以降,以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为代表的禹贡学派将传统的政区沿革地理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渐次展开,区域史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逐渐得以建立,这既是学界结合中国国情作出的科学选择,也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提出要有“血肉”的社会史口号,提倡眼光向下,关注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普通人群。社会史的这一转向,不能不走向区域,挖掘、利用各地方社会的民间文献。同时,历史地理学界也有意识地将区域作为探究人地关系的试验场,以文化、风俗、语言、人群、民间信仰为要素划分区域,分别展开研究。

当然,区域史的转向,与国外史学的发展也密切相关。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利用成都平原的经验事实构建了颇有影响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法国年鉴学派亦从整体史的研究逐步转向区域史、村落史的方向上来。与此同时,以森正夫为代表的日本明清史学界也同样转向了地域史的研究,常建华即认为“战后日本明清史学,至80年代发生重要转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特点之一是,有关地域社会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兴起了区域史研究的热潮,在历史地理学界,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周振鹤、邹逸麟等学者,先后对我国的各个区域展开讨论。在史学界,以科大卫、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为代表的华南学派异军突起,对广东、福建、香港的区域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开创性研究。同时,以大量文书而蜚声国内外的徽学也迅速形成,周绍泉、栾成显、叶显恩、张海鹏等一批学者投身徽学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中。

答：的确,区域研究亦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20世纪30年代,食货学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开区域研究之滥觞。随后,梁方仲、傅衣凌、陈翰笙、汤象龙、李景汉等学术前辈的努力使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蔚然兴起,成果斐然。然而,学界有相当长的时间倾向使用综合归纳的逻辑方式展开研究,将区域研究的意义定位为通过研究区域最后综合出全国特色。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区域史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日趋兴盛,区域史研究逐渐分化,其基本趋势是更加专门化和细化。除最先出现的区域社会经济史,以及如今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区域社会史、区域经济史和区域文化史外还有区域社会生活史、区域城市史等。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区域史观:一种是方法论取向的,即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或研究取向;另一种是范畴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兴学科或学科分支。

进入21世纪,曾经困扰上一辈学者的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等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问题基本上不再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思想顾虑。自施坚雅提出从区域的脉络解释中国历史结构的理论起,区域史研究成为学者们试图加深理解国家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最近20年来,华南区域史研究中对水上人、山民、灶户等边缘地区与人群的跨学科研究,能够将王朝国家与区域面相综合考虑、贯通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