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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政治学原理简答题及论述题试题及答案

简答题（每题12分，共60分）

1.简述“国家能力”概念的三重维度，并以2020—2024年间东南亚某国抗疫政策为例，说明低国家能力如何导致政策执行偏差。

答案：国家能力指国家机构在其领土范围内制定并贯彻集体目标的能力，其三重维度为：渗透能力（penetration）、汲取能力（extraction）与协商能力（negotiation）。渗透能力体现为中央政策穿透社会基层的程度；汲取能力指政府以税收、公债、外汇管制等方式获取财政资源的效率；协商能力则反映国家与多元社会集团达成可执行共识的水平。2022年缅甸军政府为遏制德尔塔变异株，曾颁布全国居家令，但由于基层官僚体系在2021年政变后大量瘫痪，乡镇级卫生所缺药、缺人，渗透能力骤降；同时经济衰退使商业税与消费税锐减35%，汲取能力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核酸检测；再加上军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互不信任，无法达成跨省流动管控的协商框架，导致居家令在克伦邦、掸邦形同虚设，确诊死亡率高出全国均值2.7倍，充分显示低国家能力对政策落地的制约。

2.比较“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路径依赖机制的解释差异，并指出两者在分析中国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时的不同预测。

答案：历史制度主义将路径依赖归因于制度创设时刻的权力不对称与后续的正反馈效应，强调“沉没成本、学习效应与适应性预期”使制度呈现黏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把路径依赖视为行动者在既有规则下持续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认为只要新制度能提供“帕累托改进”就可能被接受。面对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历史制度主义者预测：由于纪委系统在过去三十年已形成强大的组织记忆与资源网络，新成立的监察委将不得不大量复制纪委的办案程序与科室设置，改革呈“叠层”式演化；理性选择学派则预测，当合并检察院反贪局后，监察委获得留置措施的决定权，降低了调查阶段的外部性，使调查者—被调查者的博弈收益矩阵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制度会出现“断裂式”跃迁，留置使用率将迅速上升而起诉率下降。实证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留置案件数同比上升42%，而移送起诉率下降11%，更接近理性选择学派的预测，但办案流程仍保留纪委的“双规”色彩，显示两种机制同时发挥作用。

3.用“否决者理论”解释为何意大利在2021—2023年间连续更换三届政府却未能通过宪法修正案以削减议会席位。

答案：否决者理论认为，政策稳定性取决于否决者数量与其偏好距离。意大利两院制对称，参议院与众议院均有绝对否决权；此外，宪法法院在涉及议会改革时拥有司法审查权，地方政党在参议院又可援引“完美两院制”规则启动区域动议，形成多重否决节点。2021年德拉吉政府虽掌握两院多数，但五星运动内部对削减席位存在强烈偏好差异，其参议员派系在关键委员会阶段提出“标签修正案”，将席位从400降至200的条款拆分为两项投票，导致文本被退回；2022年梅洛尼政府虽在众议院拥有稳定多数，但参议院仍存“混合集团”议员15名，其关键一票可阻止宪法法案进入二读；2023年最高法院作出“第24/2023号判决”，要求任何削减席位条款必须附带“比例代表制补偿机制”，否则违宪，再次引入新的否决点。三届政府均无法同时满足参议院内五星运动残余、地方主义联盟与宪法法院三重否决者的偏好交集，致使修正案在每一环节被搁置。

4.简述“象征性立法”与“实质性立法”的区别，并分析沙特阿拉伯2023年颁布的个人身份法为何被国际学界视为象征性立法。

答案：象征性立法指立法者主要追求规范表达功能，通过法律文本向社会或国际观众传递某种价值观，而不预期其被严格执行；实质性立法则以改变行为激励、配置资源或建立可诉权利为目标。2023年沙特个人身份法在条文上赋予女性单独申请护照、自主结婚与离婚的权利，但保留男性“监护人”否决出境的模糊条款，且未设立独立的家庭法院，执行仍由宗教警察兼管；同时法律对违反者的制裁仅规定“酌情训诫”，无具体罚则。国际学界据此认为，该法更多回应西方“声誉激励”与2030愿景的外资需求，而非重构性别权力关系，故属象征性立法。

5.结合“跨国政策扩散”理论，说明智利2022年推动“四日工作制”试点时，如何通过“翻译”机制将冰岛经验本土化的三项具体做法。

答案：跨国政策扩散中的“翻译”指接收国对原政策进行语义与制度重构，而非简单复制。智利劳动部首先将冰岛“缩短工时但薪酬不变”的口号转译为“强化家庭时间、提升性别平等”，以契合国内左翼联盟对照顾劳动议题的关注；其次，把冰岛由工会与市政自愿协议驱动的模式，转译为“国家—企业—工会”三方强制试点框架，规定凡参与企业须接受劳动监察局工时审计，换取税收抵扣；最后，智利将冰岛以服务业为主的实验范围“翻译”为涵盖铜矿、渔业等初级部门，通过“轮班四组三运转”技术方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