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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整治工作自查自纠整改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严格对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XX省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要求，我单位于2023年5月至10月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整治自查自纠工作，聚焦执法程序、裁量标准、执法方式、服务效能等关键环节，通过“全面自查+重点抽查+企业反馈”三维联动，系统梳理问题、精准制定措施、扎实推进整改，现将自查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自查工作开展情况

（一）组织领导与责任落实。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法治、业务的副职领导任副组长，法制科、执法监督科及各业务执法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制定《涉企行政执法专项整治自查自纠工作方案》，明确“问题排查—整改落实—成效评估—长效巩固”四阶段任务，细化32项具体排查指标，建立“科室自查、专班核查、领导小组审定”三级责任体系，确保责任到岗、任务到人。

（二）自查范围与覆盖领域。聚焦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住建、商务等5个涉企执法高频领域，覆盖2023年1月至2023年9月期间实施的所有涉企行政执法行为，重点排查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三类执法事项。共调取执法案卷1200份（其中行政处罚案卷876份、行政检查记录324份），涉及企业1023家（次），涵盖规上企业217家、中小微企业786家、个体工商户20家。

（三）自查方式与数据采集。采取“四不两直”实地走访、执法案卷评查、企业座谈会、线上问卷调查“四位一体”方式开展。一是案卷评查。由法制科联合外聘法律顾问组成评查组，按照“一卷一表”标准，从主体合法性、程序合规性、法律适用准确性、文书规范性4个维度对案卷进行评分，共发现问题案卷289份。二是企业访谈。召开专题座谈会6场，邀请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等不同行业企业代表87人，发放《涉企执法满意度调查表》，收集意见建议123条。三是线上调研。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向企业推送电子问卷，覆盖辖区内注册企业5000余家，回收有效问卷1520份，企业对执法规范性、透明度、服务性的综合满意度为82.3%，较2022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四是现场督查。由专项整治领导小组随机抽查3个基层执法中队，跟随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执法12次，发现程序不规范、沟通解释不到位等问题17个。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执法程序规范性不足。部分执法行为存在“重实体、轻程序”倾向，具体表现为：一是立案程序不严谨。28份行政处罚案卷存在立案超期问题，其中某区市场监管局对某食品公司涉嫌销售过期食品案，自发现线索至立案间隔12个工作日（法定时限为7个工作日）；二是调查取证不充分。56份案卷存在证据链不完整问题，如某街道综合执法队在查处某餐饮企业油烟排放超标案时，仅拍摄了设备照片，未留存监测报告原件，导致后续行政复议中因证据不足被撤销处罚决定；三是文书送达不规范。19份案卷存在送达回证填写不完整、未注明送达方式等问题，某应急管理局对某化工企业的《责令改正通知书》采用邮寄送达，但未在案卷中留存邮件回执，企业称未收到文书，引发争议。

（二）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够精准。部分执法人员对裁量基准理解偏差，存在“就高不就低”或“随意裁量”现象：一是同案不同罚。在2023年3月查处的3起企业未按规定保存台账案件中，A企业（中型企业）被罚款1.2万元，B企业（小微企业）被罚款1.5万元，C企业（个体工商户）被罚款1万元，处罚幅度与企业规模、违法情节不匹配；二是顶格处罚比例偏高。在876份行政处罚案卷中，按裁量基准顶格处罚的有132份，占比15.1%，其中某生态环境局对某印刷企业超标排放案，在企业首次违法且及时整改的情况下，仍按最高限罚款20万元；三是说理式执法落实不到位。78%的被处罚企业反映《行政处罚决定书》仅列明违法事实和处罚结果，未说明裁量理由，企业对处罚依据理解不清晰。

（三）执法方式柔性化程度不高。部分执法人员仍存在“以罚代管”思维，服务意识薄弱：一是“一刀切”执法时有发生。某镇综合执法队在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时，对3家因设备故障短暂超标排放但已主动报告的企业直接采取断电措施，未给予整改缓冲期；二是指导服务缺位。62%的企业反馈执法人员在检查中仅指出问题，未提供整改建议，如某住建部门在检查某建筑工地安全防护措施时，指出“安全网破损”问题，但未告知更换标准和采购渠道，企业自行整改耗时15天；三是容错机制落实不到位。对《XX省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执行不严格，2023年1-9月仅对12起符合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不予处罚（应适用35起），某市场监管局对某超市未及时更新价格标签（涉及商品3件，无违法所得）的行为，仍作出500元罚款，未适用“首违不罚”。

（四）涉企服务与执法衔接不紧密。执法与服务“两张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