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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威慑理论在多极核秩序中的适用性争议——基于2023年《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会议

摘要：核威慑理论是冷战时期双极对抗格局下的核心安全基石，其有效性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上。然而，随着全球战略格局向多极核秩序演变，行为体增多、利益分化、技术迭代与战略互信赤字加剧，经典核威慑理论的适用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争议。本研究聚焦于这一争议的规范性与人道主义维度，以2023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次缔约国会议（2MSP）为分析蓝本。研究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深度解读了此次会议的《政治宣言》、关键国家发言及民间社会报告。研究发现，缔约国会议的论述，已经超越了对核武器的纯粹道德批判，而是系统性地将多极秩序下的战略不稳定性（如误判风险、联盟纠缠、核胁迫常态化）与核武器的灾难性人道后果相连接，从而构建了一套针对核威慑理论“无效性”和“非法性”的强力论证。该会议的论述表明，在多极秩序中，核威慑非但不是安全的保障，反而因其内在的不可控风险和对国际人道法的根本违背，成为了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本研究揭示了人道主义路径对经典安全理论的解构力量，并论证了在多极核时代，任何稳定的核秩序都无法回避TPNW所代表的规范性挑战。

关键词：核威慑；多极核秩序；禁止核武器条约；适用性争议；人道主义裁军

一、引言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岁月中，核威慑理论，特别是其“相互确保摧毁”的逻辑，被视为维系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漫长和平”的悖论性基石。该理论假定，在对称的双极格局中，理性的行为体能够通过可信的二次打击威胁，阻止对方发动首次核攻击，从而达成一种恐怖而脆弱的战略稳定。这一基于“理性”和“恐惧”的范式，深刻地塑造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架构，并被核武器国家的国防政策奉为圭臬。

然而，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战略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嬗变。一个以中美俄三边互动为核心，同时包含英法两个老牌核国家以及印、巴、朝、以等区域核力量在内的“多极核秩序”正加速形成。与双极格局相比，多极秩序具有显著不同的动力学特征：行为体数量增加导致威慑关系呈几何级数增长；各国核力量规模、条令、指挥控制体系的巨大差异，使得“理性”和“可信度”的评估变得极其困难；新兴技术（如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网络攻击）的介入，极大地压缩了决策时间，增加了预警系统的脆弱性；大国竞争的加剧，使得区域冲突（如乌克兰危机、台海局势）与核威慑的“联盟纠缠”风险空前提高。

在此背景下，经典核威慑理论的适用性争议浮出水面。战略界的主流讨论，大多集中在如何“修正”和“调整”威慑模型以适应多极现实，如发展“有限威慑”、“综合威慑”或“定制威慑”。然而，另一股强大的思潮则从根本上挑战了威慑理论的前提。以《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裁军运动，拒绝在战略的棋盘上讨论威慑，而是将焦点拉回到核武器使用的灾难性人道后果上。该条约于2021年生效，代表着全球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对核威慑逻辑的彻底“非法化”和“去合法化”的努力。

2023年底举行的《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次缔约国会议（2MSP），正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危机加剧、核风险话语重回公众视野的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不仅是对条约履约进展的评估，更成为“人道主义”视角与“多极核秩序”现实正面碰撞的集中体现。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基于2023年TPNW缔约国会议所呈现的论述、主张和证据，人道主义裁军路径是如何解构和批判经典核威慑理论在多极核秩序中的适用性的？这种基于规范和人道的批判，如何与多极秩序的战略不稳定性相结合，从而构成了对传统安全范式的系统性挑战？

本文旨在通过对此次会议的深入分析，揭示TPNW缔J约国如何将多极秩序下的“高风险”转化为对其“反威慑”立场的“强论证”，从而深化对当代核秩序中规范与战略互动关系的理解。

二、文献综述

围绕核威慑在当代秩序中的地位，学术界形成了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张力的研究脉络：经典威慑理论的当代修正、多极核秩序的稳定性辩论，以及人道主义裁军运动的规范性批判。

首先，经典威慑理论及其当代修正构成了研究的基础。冷战时期的学者如谢林、卡恩、布罗迪等人奠定了威慑理论的基石，核心围绕“能力”、“可信度”和“沟通”展开。他们假定理性行为体在对称信息下能够达成威慑平衡。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非对称威胁和新技术挑战，该理论不断进行“修补”。研究开始关注威慑在网络空间、太空等新领域的延伸，以及如何威慑非国家行为体。然而，这些修正主义的探讨，大多仍未跳出威慑的“工具理性”框架，其根本预设——即威慑是可能且必要的——并未动摇。

其次，关于多极核秩序稳定性的辩论，是当前战略研究的核心议题。这一领域的文献呈现出深刻的分歧。一方面，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曾认为，缓慢的核扩散（即“多极化”）甚至可能有助于稳定，因为它迫使更多国家采取谨慎和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