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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中仪式简化与传统情感冲突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农村移风易俗是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其中，红白理事会作为基层治理的创新载体，其推行的仪式简化措施在减轻农民经济负担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本研究聚焦于仪式简化在实践中与村民传统情感需求的内在冲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北方典型村落的田野调查，辅以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本研究旨在探究红白理事会主导的仪式简化如何作用于村民的情感世界，以及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与村民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红白理事会的运作逻辑呈现出典型的行政化与量化特征，其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如宴席桌数、丧葬天数、礼金限额）来规训村民的仪式行为。这种以经济节约为首要目标的治理理性，与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情感理性发生了直接碰撞。在丧葬（白事）中，仪式的过度简化被村民感知为对悲痛情感的压抑和对孝道伦理的公共展演不足，引发了道德焦虑；在婚嫁（红事）中，仪式的简化则被视为对面子和人情网络的冲击，削弱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功能。面对这种冲突，村民发展出了表演式顺从与仪式双轨制的应对策略，即在公开场合遵守理事会规定，而在私下空间则通过补偿性的传统仪式来满足情感与社会需求。本研究认为，当前移风易俗实践中存在情感赤字，仪式简化的顶层设计若忽视了仪式的情感承载功能，将难以获得村民的内在认同。乡村治理现代化应在减负与守情之间寻求平衡，探索兼具规范性与情感性的新型礼仪空间。

关键词：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仪式简化；情感冲突；乡村治理

二、引言

在推进乡村振兴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移风易俗工作，被置于突出位置。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在婚丧嫁娶等红白事务中普遍存在的大操大办、天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风气，不仅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也滋生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被视为乡村治理的顽疾。在此背景下，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红白理事会，被赋予了重要的治理功能。它被视为一种嵌入乡土社会的、替代传统权威的、旨在引导村民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的制度创新。其核心手段，便是对繁杂的传统仪式进行简化，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对仪式的规模、流程、开销等设置统一标准，以期实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这一治理实践的初衷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任何对仪式的改革，都不单单是技术性或经济性的操作，而是一场触及文化肌理与情感深处的社会变革。仪式，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社会符号系统，是社区成员表达情感、确认身份、维系社会关系、传承价值观念的核心载(载)体。涂尔干早已指出，仪式是社会借以周期性地重申其集体情感和价值的机制。在中国这一注重人伦与礼俗的社会中，婚丧嫁娶仪式更是承载着孝道、面子、人情等复杂而深厚的情感与社会功能。传统仪式之所以繁，不仅在于其形式，更在于其承载的意义之重。

因此，当红白理事会以一种近乎行政化和量化的逻辑，强力推行仪式简化时，一场治理理性与传统情感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方面，是国家倡导的、以经济节约为导向的文明新风尚；另一方面，是村民内化的、以情感表达和关系维系为核心的人情旧秩序。这种冲突并非简单的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而是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生活进行重塑时，所遭遇的文化韧性与情感抵抗。村民们可能在经济上欢迎减负，但在情感上和道德上却对简化带来的意义失落感到焦虑。例如，简化的丧葬是否还能充分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和对孝的践行？简化的婚礼是否会使家庭在复杂的村庄社会网络中丢面子？

这就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红白理事会主导的仪式简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机制，与村民的传统情感世界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什么？面对这种冲突，村民是选择被动接受、积极认同，还是采取了隐性的抵制与策略性的适应？深入探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移风易俗政策在基层的真实境遇，更关乎乡村治理现代化能否实现善治的关键，即国家治理意图如何在尊重和回应基层社会情感逻辑的前提下有效落地。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典型村落的质性分析，深入揭示红白理事会推动仪式简化过程中的情感政治维度。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将系统梳理关于红白理事会、乡村治理、仪式理论以及情感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明确本研究的理论切入点。其次，将详细说明本研究采用的质性案例研究方法，包括样本选择、资料收集与分析策略。接着，在核心的研究结果与讨论部分，本文将重点分析仪式简化的行政逻辑、其在白事和红事中分别引发的孝道焦虑与面子危机，并深入探讨村民表演式顺从与仪式双轨制的应对机制。最后，在结论与展望部分，将对研究发现进行总结，反思研究局限，并对未来移风易俗政策的情感转向提出理论与实践建议。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议题处于乡村治理、仪式研究与情感社会学三个领域的交汇处。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主要围绕红白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