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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志人”与“志怪”的叙事手法分析

作为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的代表，《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融合了“志人”与“志怪”两种叙事手法，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神奇瑰丽的艺术形象。对《聊斋志异》中“志人”与“志怪”叙事手法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蒲松龄的创作技巧和艺术个性，还有助于我们揭示这部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和永恒魅力。

一、《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述异记”的传统，更是对唐传奇艺术手法的发展与创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融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将非现实事物引入现实生活，使幻想与现实交织，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2。《聊斋志异》对后世文学，尤其是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阿Q正传》《药》等作品都借鉴了《聊斋志异》的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法。《聊斋志异》凭借卓越的语言艺术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手法，跻身于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巅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二、《聊斋志异》中“志人”叙事手法剖析

（一）人物塑造模式

《聊斋志异》“志人”部分在人物塑造上，虽延续了唐传奇以来“写人”的传统，但更注重运用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等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如《婴宁》中，蒲松龄通过对婴宁“笑啼”的细致刻画，展现了她复杂的内心世界。当王子服哭泣时，婴宁“亦啼”；当王子服笑时，婴宁“亦笑”，这种看似简单的细节描写，实则巧妙地表达了婴宁对爱情的敏感和神往之情[3]蒲松龄还善于利用细节刻画来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聂小倩》中，聂小倩死后作祟时钗履不乱，楚楚可怜，这一细节既突出了聂小倩女鬼的形象，又暗示了其生前的温柔贤淑。《连城》中，书生初遇连城时，连城“笑而不答”“似喜似嗔”，短短数语即勾勒出一个风情万种、善解人意的女子形象。除细节刻画外，蒲松龄还注重从侧面烘托来突出人物性格。如《阿宝》中，书生与阿宝幽会时，四周“月明如昼，悄无人声”，反衬出二人的孤独寂寞，也彰显了阿宝对爱情的渴望。《婴宁》中，当婴宁羞于再见王子服时，“月色朦胧，花影参差”，这种迷离的意境与婴宁娇羞的心情非常契合。

（二）情节构建特点

《聊斋志异》中“志人”部分的情节构建，在继承唐传奇“曲折传奇”特点的基础上，更注重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契合，以突出主题，彰显艺术个性。蒲松龄善于运用倒叙、插叙等叙事技巧，打破时空限制，增强情节的悬念感和吸引力。如《婴宁》一篇，开篇便写婴宁的奇异举动，而后通过倒叙的手法，讲述婴宁与王子服的爱情故事，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不仅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也突出了婴宁执着深沉的爱情。《聂小倩》一篇，先写宁采臣与聂小倩的相遇、相恋，而后插叙聂父之死，不仅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性，还为宁采臣及时赶到、解救聂小倩埋下伏笔。

《聊斋志异》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来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如《阿宝》中，书生与阿宝幽会时的“月明如昼，悄无人声”，不仅烘托了暖昧、寂寞的氛围，也暗示了二人孤独的心理状态，为之后阿宝对爱情的执着埋下伏笔。

此外，蒲松龄在情节设置上也颇具匠心。他往往通过一系列戏剧性场景，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从而突出人物性格，深化主题内涵。如《婴宁》中，在婴宁得知王子服对自己有意后，二人经历诸多波折，婴宁甚至自尽，而后又含笑复生，与王子服终成眷属。这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不仅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也表现了蒲松龄对女性追求自由、反抗命运的赞许态度，彰显了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

（三）叙事视角选择

《聊斋志异》中“志人”部分的叙事视角可谓匠心独运。蒲松龄在继承前人叙事视角的基础上，更注重视角的灵活转换，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感与艺术感染力。如《婴宁》中，故事开篇用上帝视角介绍王子服与友人来到婴宁墓前设祭的情形，随后转入王子服的视角，通过其回忆讲述了与婴宁的爱情故事。当叙述进行到婴宁向王子服表白心意时，又切换为婴宁的视角，细腻描摹其内心活动。这种多视角的灵活转换，使叙事更加[5]丰满立体、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

蒲松龄还善于利用特定视角的限制，制造悬念，吸引读者。如《庚娘》中，故事先从庚娘的听觉视角切入，引起读者的好奇；而后转入上帝视角，揭示其兄为妖鬼所惑的真相。这种先制造悬念，再逐步揭晓真相的叙事手法，既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又深化了小说主题。再如《阿宝》一篇，在描写书生与阿宝幽会时，蒲松龄有意选取书生的视角，借其视线扫描周围环境，既烘托了浪漫氛围，又传神地刻画出阿宝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蒲松龄在叙事视角的选取上也颇具独创性。他往往在关键情节处采用人物的内心独白，直接抒发其真实情感，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如《连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