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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的合同

在餐饮行业的隐秘角落，一份标注着“食用油脂采购协议”的文件正在传递。合同甲方是某连锁火锅店，乙方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油脂供应商，条款中“精炼植物油”“符合国家食用油标准”等字眼被加粗强调，却在附件的原料说明里用小字写着“动植物混合油脂，来源合规”。这份看似普通的商业合同，实则是地沟油黑色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当法律红线遭遇利益诱惑，当合规表象掩盖违法实质，地沟油的合同便成为游走在罪与罚边缘的危险文本。

一、披着合法外衣的合同陷阱

江苏连云港某特大地沟油案中，江苏省康润食品配料有限公司与117家食品企业签订的购销合同，曾让办案人员震惊。这些合同采用正规格式文本，详细列出产品名称“食用植物油”、执行标准“GB/T1534-2017”、质量指标“酸价≤0.3mg/g”等合规条款，甚至附带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报告。然而，合同背后的交易却是另一番景象：供应商以每吨低于市场价3000元的价格，将用屠宰场废弃油脂、肉品加工下脚料提炼的“毛油”伪装成食用油出售。这种“阴阳合同”的操作模式，在多地地沟油案件中反复出现——表面上的采购合同符合《食品安全法》要求，背地里却通过补充协议、口头约定等方式，将非法原料纳入交易范围。

贵州铜仁“三角塔老火锅”案则暴露出更隐蔽的合同设计。火锅店经营者田某与油脂回收商签订的“餐厨垃圾处理协议”中，约定“乙方负责清运店内废弃油脂，甲方支付处理费每吨800元”。但实际履行中，双方却达成默契：回收商将过滤熬制后的“口水油”以每吨5000元的价格卖回给火锅店，而合同中“禁止将处理物用于食品生产”的条款被刻意忽略。这种以“废物处理”为名、行“地沟油回流”之实的合同，利用了餐饮行业废弃物管理的监管漏洞，将违法行为包装成合法的商业合作。

二、合同履行中的违法链条

地沟油合同的履行过程，是一条环环相扣的犯罪链条。在什邡法院审理的骆某火锅店案中，从“老油”的提取到使用，每个环节都对应着合同约定的“分工”：李某负责将顾客食用后的锅底过滤熬制，对应合同中“技术加工岗位责任制”；韦某按比例将“老油”掺入新油，对应“产品调配流程说明”；骆某则负责核算成本与收益，确保“原料利用率达到最大化”。这种内部管理合同，将本应属于食品安全禁忌的行为，拆解为“标准化操作流程”，使每个参与者都成为违法链条上的一环。

供应商与生产企业的合同履行则更具迷惑性。江苏康润公司在与重庆某火锅底料厂的合同中，约定“乙方需提供每批次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但实际交付时，却用工业级氢氧化钠中和油脂酸价，用活性炭吸附臭味，使原本腐败变质的毛油在检测中“达标”。更隐蔽的是双方的“质量异议处理”条款：当买方提出油脂有异味时，卖方以“运输储存不当”为由拒绝退货，实则通过合同条款规避质量责任。这种“技术性合规”手段，让地沟油在流通环节畅通无阻。

三、法律视野下的合同效力与责任

当地沟油合同暴露在法律阳光下，其效力与责任的认定成为焦点。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江苏连云港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康润公司与下游企业的购销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于无效合同，相关交易款项应予追缴。而在贵州铜仁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以“销售金额十倍”主张惩罚性赔偿，正是基于合同标的物“口水油”属于法律禁止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合同无效不影响过错方承担侵权责任。

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同样无法规避刑责。某油脂企业在合同中约定“如因原料问题导致法律纠纷，乙方不承担责任”，但在实际判决中，法院援引《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认定该条款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而无效，企业负责人仍被判处有期徒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合同双方未实际履行交易，只要存在“共同故意”，仍可能构成犯罪预备。浙江某案中，两家企业仅签订地沟油购销合同而未交付，负责人仍因“共同犯罪意图”被追究刑责。

四、监管漏洞与合同治理困境

地沟油合同的泛滥，折射出监管体系的多重挑战。一方面，现有合同审查多侧重形式合规性，如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检测报告等，难以发现“阴阳合同”“口头协议”等实质违法内容；另一方面，跨区域监管衔接不畅，某跨省地沟油案中，供应商在甲地注册公司签订合同，在乙地生产加工，在丙地销售，使监管部门难以追踪完整交易链条。

企业内部合同管理的缺失更助长了违法行为。重庆某食品公司采购经理在庭审中承认，为降低成本，他刻意忽略了供应商合同中“原料来源为动植物混合油”的模糊表述，甚至未要求提供原料产地证明。这种“选择性审查”背后，是企业“利润优先”的经营理念对合规意识的压制。而部分检测机构为迎合客户需求，出具“量身定制”的检验报告，进一步削弱了合同审查的实质意义。

五、合同文本中的人性博弈

地沟油合同的本质，是人性中贪婪与侥幸的博弈。江苏康润公司法人代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