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履职事项清单工作的背景材料.docxVIP

乡镇履职事项清单工作的背景材料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乡镇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其履职效能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地成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治理重心持续下移，乡镇在履职过程中面临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制定履职事项清单成为破解基层治理困境、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一、基层治理现实困境倒逼履职清单制度创新

长期以来，乡镇作为“一线指挥部”，承担着落实政策、推动发展、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的多重职责。但受传统管理体制惯性、权责配置失衡、考核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小马拉大车”“责任无限大、权力有限小”“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乡镇履职效能。

从权责配置看，“职责同构”现象突出。上级部门与乡镇之间的权责划分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大量本应由县级部门承担的事项通过“属地管理”名义下放到乡镇，但相应的执法权、审批权、资源调配权未同步下放。例如，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乡镇需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总责，但对企业违规排污行为缺乏直接处罚权，只能通过上报县级部门处理，往往因程序繁琐导致问题拖延；在城乡规划管理中，乡镇需巡查制止违法建设，但对已建成的违建缺乏强制拆除权，实际工作中常陷入“发现—上报—等待—反弹”的循环。这种权责不对等的状况，既导致乡镇干部“有心无力”，也易引发群众对基层治理效能的质疑。

从事项承接看，“任务摊派”现象普遍。随着各类改革试点、创建活动、专项整治不断向基层延伸，部分县级部门以“工作需要”“强化落实”为名，将本属自身职责的事项通过签订“责任状”、分解任务指标等方式转嫁给乡镇，且未配套必要的人员、经费和技术支持。据某省2022年基层负担专项调研显示，乡镇平均承接县级部门下放的各类事项达127项，其中38%属于“无对应机构、无专业人员、无执法权限”的“三无”事项。某乡镇干部反映：“一年要签20多份责任状，从安全生产到食品安全，从反诈宣传到疫苗接种，看似‘层层压实责任’，实则‘层层转嫁责任’，乡镇成了‘万能筐’，什么都往里装。”

从考核评价看，“多头考核”加剧负担。县级部门各自制定考核标准，重复检查、过度留痕问题突出。有的部门要求“一事项一档案”，同一工作需向多个部门报送不同格式的台账；有的以“痕迹管理”替代“效果管理”，将资料整理情况作为考核主要依据，导致乡镇干部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填表格、写总结、做PPT上。某乡镇2023年上半年迎接各类检查42次，其中17次涉及重复内容，消耗工作时间占比达35%。这种“为考核而工作”的导向，不仅分散了乡镇抓落实的精力，更助长了形式主义风气。

二、政策导向与改革实践推动履职清单制度落地

面对基层治理的现实难题，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出台一系列文件，明确要求规范乡镇（街道）职责，推动权责一致、规范履职。2019年中办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提出“制定乡镇（街道）职责清单”；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依法依规明确乡镇（街道）职责任务”；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将“规范乡镇人民政府的职责”写入法律条款，为履职清单制定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治保障。

地方层面，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率先开展试点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例如，浙江省2020年出台《乡镇（街道）职责清单管理办法》，明确清单编制遵循“依法依规、边界清晰、权随责走、高效便民”原则，将乡镇职责划分为“必担职责”“配合职责”“协助职责”三类，同步制定《乡镇（街道）禁入事项清单》，明确18类不得擅自下放到乡镇的事项；江苏省苏州市建立“职责清单+准入机制”双轨制，对拟下放乡镇的事项实行“县级部门提议—编办审核—政府批准—动态调整”的闭环管理，确保“下放一件、成熟一件”；广东省深圳市将履职清单与数字政府建设深度融合，通过“基层治理一张图”平台，将清单事项与部门数据、网格管理、考核评价互联互通，实现“按清单履职、依清单办事”。

这些实践探索表明，履职清单不仅是一份“责任清单”，更是一份“权力清单”“服务清单”。通过清单化管理，既明确了乡镇“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又划定了县级部门“不能随意转嫁什么”，从制度层面构建了上下贯通、权责清晰的治理体系。

三、新时代基层治理需求对履职清单提出更高要求

进入新发展阶段，基层治理的环境、对象、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基层治理的期待从“管得住”转向“管得好”。履职清单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需要回应这些新变化、新需求。

从服务群众看，清单是破解“服务错位”的关键。随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