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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势中巴西的外交政策与南南合作

引言

在全球多极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国际格局变革的重要动力。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总量居首的国家，巴西凭借其地缘规模、资源禀赋和区域影响力，始终是南南合作的关键参与者与推动者。从早期依托不结盟运动发声，到近年来通过金砖机制、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等平台深化与亚非拉国家的协作，巴西的外交政策始终与南南合作深度交织。这种交织既反映了巴西对自身“中等强国”定位的战略思考，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通过集体行动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共同诉求。本文将从巴西外交政策的历史脉络出发，分析其核心原则与南南合作实践的内在关联，并探讨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巴西如何通过外交政策调整推动南南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

一、巴西外交政策的历史演进：从依附到自主的战略转型

巴西的外交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其发展轨迹与国际格局变动、国内政治经济需求密切相关。理解这一演进过程，是把握其当前南南合作立场的基础。

（一）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依附性外交的探索期

二战结束后，全球进入美苏两极对峙格局，拉美地区被视为美国的“后院”。巴西作为该区域大国，其外交政策长期受限于这一结构性压力。军政府执政时期（1964-1985），巴西外交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在安全领域向美国靠拢，同时试图通过扩大与西欧、日本的经济联系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例如，巴西与西德的技术合作、与日本的移民经济纽带，均体现了这种“有限自主”的特征。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巴西外交仍未摆脱对西方大国的依附，南南合作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尽管巴西参与了不结盟运动的早期筹备，却因国内政治体制与西方的紧密联系，难以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发挥实质性领导作用。

（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平衡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兴起，巴西民主政治巩固，外交政策开始向“多极化”转型。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扩大国际空间”：一方面继续维系与美国、欧盟的传统关系，另一方面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互动。例如，1991年南共市的成立，标志着巴西推动拉美区域一体化的决心；199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巴西在农业谈判中联合印度、南非等国，形成“20国协调组”（G20），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集体发声的典范。此时期的南南合作逐渐从理念落地为行动，但受制于国内经济改革（如“雷亚尔计划”的市场化导向）和对西方技术、资本的依赖，巴西在南南合作中的投入仍显谨慎。

（三）21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战略自主的深化与南南合作的升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卢拉政府上台后，巴西外交政策发生显著转变。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是“战略自主”——强调以巴西的国家利益为核心，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同时将南南合作提升至战略高度。卢拉政府提出“南美一体化”倡议，推动成立南美国家联盟（UNASUR）；2009年巴西与俄罗斯、印度、中国共同启动金砖合作机制，2015年金砖新开发银行落地，巴西在其中扮演重要协调角色。即便在博索纳罗政府时期（2019-2022）外交政策一度向美国倾斜，但其国内舆论与精英阶层对“战略自主”的共识并未动摇。2023年卢拉再次执政后，明确提出“重返多边主义”，将南南合作作为修复国际形象、提升全球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二、巴西当前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南南合作的逻辑起点

当前巴西外交政策的制定，既延续了历史传统，又回应了新时代需求。其核心原则可归纳为三点，每一点都与南南合作的推进密切相关。

（一）多边主义：通过制度性合作提升话语权

巴西历来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这与其“中等强国”的定位密不可分——作为非超级大国，巴西难以通过单边行动影响国际规则，因此更依赖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金砖机制等多边平台。在南南合作中，巴西尤其重视“制度性合作”：例如，推动南共市与欧盟、Mercosur与印度等区域组织的自贸谈判，通过机制化安排降低合作成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上，联合非洲、小岛屿国家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细化方案，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益。这种对多边机制的重视，本质上是通过集体行动弥补单个国家的力量不足。

（二）发展导向：以务实合作服务国内需求

巴西外交政策始终服务于国内发展目标。当前巴西面临经济复苏、减贫、绿色转型等挑战，南南合作因此被赋予“发展工具”的功能。例如，在农业领域，巴西与非洲国家开展“技术换资源”合作——巴西输出热带农业种植、灌溉技术（如塞拉多草原开发经验），换取非洲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在基础设施领域，巴西企业通过“工程总承包+融资”模式参与东南亚国家的铁路、港口建设，既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又带动技术标准输出。这种“发展导向”的合作模式，使南南合作从“政治团结”转向“互利共赢”，更易调动国内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

（三）文化纽带：以历史联系强化合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