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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证据材料的认证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大数据分析材料作为一种新的证据材料形式，广泛地出现在刑事诉讼中，但是目前并未出台专门的证据规则进行规制。大数据分析材料能否作为刑事证据存在着许多争议。主要有肯定说、部分肯定说和否定说三种学说。肯定者认为：大数据证据是一种新的证据方法，它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与挖掘，提炼出有用的信息，对于证明待证事实具有实质的帮助，可以成为帮助裁判者理解和认定事实的工具。只要大数据分析报告的数据来源合法完整，算法科学，逻辑合理，这种数据深度的组合体应该属于证据。有限肯定说，也有学者认为仅在部分情况下承认大数据证据的证据资格。根据具体情况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有利证据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大数据证据则可以经其他证据补强印证后成为案件的证据。而依据大数据分析报告得出的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指控，仅能作为案件线索参考，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二“补充证据说”仅有大数据分析报告不足以单独认定“犯罪事实”或作为定案根据，需要有其他类型证据予以补强和印证，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而否定说则认为大数据证据是专业人士通过模型与算法对于数据的主观的、二次的分析与解读，这种分析结论往往是预测性的。而刑事诉讼法的“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要求刑事证据应该能反应客观的事实，而不能凭侦查人员的主观臆测或者推论等方式处理案件。使用大数据证据是一种“主观归罪”、“有罪推定”，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对于大数据证据的认证规则，学界主要从真实性和关联性角度进行认证规则的探索。刘品新认为人们对大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始电子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完整性，二是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有必要对于原始电子数据本身先进行真实性方面的审查。他提出可以对大数据证据进行“宏观真实性审查”、“微观真实性审查”和“随机抽样审查”。并且构建以“大”的真实性为主的大数据证据来源真实性规则。同时对于大数据证据所依赖机器算法的可靠性也必须进行审查，保证大数据证据结果的可靠性、科学性。而对于大数据证据分析结果的关联性审查认证，他认为应该探索超越人类一般经验判断的大数据证据关联性规则，将机器推导的关联性结果，通过合理的转化与推演，帮助人类理解海量电子数据背后隐藏的可信因果关系。而童飞霜、向培权从更加实务的角度探索大数据证据认证规则。他们认为对于大数据证据的真实性认证必须进行双重有效性的审查，即审查“原始电子数据的有效性”与“大数据分析报告的有效性”。而对于关联性则采取类型化的审查方式：将大数据证据区分为因果关系预测型、单一事实确认型、相关关系确认型，适用不同的证据审查规则进行关联性的审查。

（二）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大数据分析材料能否作为刑事证据的问题，美国的案例中已出现了将汽车行车记录数据、卫星定位大数据数据、基站信息大数据等大数据分析材料用作证据的案例。这些大数据分析材料都是针对海量的电子数据进行分析与解读，并可被整合成为为书面报告。如汽车数据记录系统是专门用于记录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各项行驶数据的电子系统，它通常可以在事故发生的前、中、后，自动收集、记录车辆的运行情况、驾驶系统的工作状态、司机的操作指令以及事故发生后车辆特征等各种电子数据，作为车辆的“黑匣子”可以在事故发生后还原交通事件的真相。同时，美国刑事案件中已经开始使用COMPAS等犯罪评估软件，作为分析、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据，进而而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该类犯罪预测软件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过去的犯罪记录等多维度的数据计算并量化其人身危险性。美国学者罗斯将大数据证据称呼为“机器证言”。她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许多案件需要依赖科学技术，机器算法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在找寻、分析电子数据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大数据分析材料反映出的案件信息是一种“机器证言”，类似于专家证言。机器证言的可采性取决于其来源的可信任性。但是也有其他的美国学者认为“这些电子数据与刑事案件存在的关系若有若无，不能直接在刑事案件中用去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因此不应当作为刑事证据。

参考文献

[1]刘品新.论大数据证据[J].环球法律评论，2019，（1）.

[2]欧阳爱辉.侦查中的大数据挖掘技术法律属性辨析［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5，（2）.

[3]王彬.犯罪侦查的大数据视角分析[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5）.

[4]高波．大数据：电子数据证据的挑战与机遇[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5]樊崇义,李思远.论电子证据时代的到来[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6]王彬.犯罪侦查中的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