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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法中的保护弱者权益规范的体现分析综述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涉外民商事关系，因为与国内法调整对象不同，所以国际私法有着独特的基本原则。也因为这一特殊性，各国对于弱者权益保护原则的运用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公共秩序保留来保护弱者权益

公共秩序保留原则是指国家通过注重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特定社会风俗的保护，从而例外地规避原则上应使用的外国法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有利于维护一国的经济利益、文化发展以及国家的善良风俗。目前，因为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造成对弱者的定位或者是对弱者权益保护的倾斜程度的不同，所以在这一原则的适用时有时也体现了对弱者的正当权益的维护。由于在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过程中逐渐体现对弱者权益的倾斜保护倾向，所以国家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往往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来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来体现对弱者权益的保护。在立法方面，在某些特殊的法律关系中，立法者往往明确规定其中一方为弱者，然后通过公共秩序保留来使对这种法律关系的调整时，强制适用本国法律，从而避免使用不利于弱势一方的外国法的适用；在司法方面，法院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自由裁量权，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形势以及具体案件中涉及的当事人来进行判断，在认为有必要倾斜保护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一方时，合理运用公共秩序保留，从而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换句话来说，就是国家把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弱者的合法权益也看作是该国公共秩序的一部分，利用公共秩序保留这一制度来维护其合法权益，从而实现人文主义的关怀。

扩大强制性规范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对有序，对于经济往来的干预日渐增多，干预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立法者往往会对于一些特定的法律关系，在该国法律中制定一系列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调整。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是一个国家对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干预的有力武器，强制性规定往往直接规避了冲突规范的指引，直接适用该国的法律规定，从而达到对该国国家利益以及该国国民利益保护的目的。所以当国意欲着重保护消费者、妇女儿童、劳动者等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时，立法者就会把对于这些弱者群体的利益保护纳入强制性规范中，从而保障对其权益的倾斜保护。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荷兰民法典规定了在本国有惯常居所的消费者以规定荷兰民法典为依据订立的买卖合同，都应当受荷兰民法典的调整，不管是国内的民商事活动还是涉外的民商事活动；我国在《法律适用法》的分则中也有许多强制性规定的存在，当涉外民商事活动中涉及到国家、社会或者是个人的根本合法权益时，我国法律可以直接为其提供保护，例如《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对于父母子女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要选择适用有利于保护弱者一方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

随着国际私法的不断发展，各国强制性规范的产生与丰富是顺应潮流的必然现象，这些规范的强制效力体现了国际私法领域对与实质正义的不断追求，打破了涉外民商事关系仅仅只由冲突规范调整的局面。强制性规范与传统冲突规范相结合，丰富了国际私法的调整方法，使其更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国际私法的体系，更加有力地保护了在法律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适当限制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

人生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基础，是民商事关系中最普遍的一项原则，这一原则保证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在一个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因为个人能力、社会地位等其他因素造成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如果依旧让当事人自由选择使用的准据法，或者自由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时可能导致处于弱势的一方并不能自由选择，另一方当事人利用这一原则从中获利，甚至侵害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对特定关系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限制也是对弱者权益的一种有力保护。目前在各个国家法律的规定中，普遍限制了国际合同中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比如在我国《法律适用法》中明确规定了扶养关系、监护关系以及劳动关系等双方地位并不相同的关系中，适用法律明显倾斜于被扶养人、被监护人、劳动者一方的利益保护，虽然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除了对准据法选择方面意思自治的限制以外，有些立法中对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方式也有所限制，比如《海牙公约草案》中规定了对于准据法的选择应当是明示的，消费者的默示选择不认定为选择，这也是对于弱者权益保护的一种方式。

增加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范围

最密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