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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一地群内统计儿童母亲月经时间

一、事件回溯：从”群内统计”到”孕情排查”的舆论震荡

2025年12月初，云南宣威的一起”儿童母亲需汇报末次月经时间”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据多名居民反映，当地一个名为”儿童健康学习群”的聊天群内，管理员发布通知要求：“请各位儿童的妈妈在群里汇报自己的末次月经（格式：名字+末次月经+电话号码），目前在宣威范围以外居住的请备注所在地。”消息截图在社交平台传播后，迅速引发公众对隐私保护与公共服务边界的讨论。

事件发酵后，宣威市卫生健康局及妇幼保健院先后回应。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村医开展的孕情排查工作，目的是尽早发现孕产妇，以便提供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妇幼保健院负责人进一步解释，排查对象为全市18至49岁育龄妇女，旨在规范落实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为备孕妇女提供健康宣教、孕前优生指导及叶酸发放，为已孕妇女提供孕期保健服务，最终保障母婴安全。但官方也承认，“原本要求村医按不同人群需求进行一对一电话或微信随访宣教，在群里统计不合适”，并承诺将优化排查方法，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有宝妈在原帖评论区补充：“上个月叫报我以为就是统计那个月，昨天又开始了，看来是月月都要报。”这一细节揭示，此类统计可能并非偶然行为，而是存在周期性操作，进一步放大了公众对信息收集频率与必要性的质疑。

二、动机合理性与手段失当性的现实悖论

从官方回应看，孕情排查的初衷具有公共服务属性。我国《母婴保健法》明确提出”国家发展母婴保健事业，提供必要条件和物质帮助，使母亲和婴儿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基层卫生机构通过主动排查掌握孕情，确实有助于早期介入孕期管理，降低妊娠风险，这与”保障母婴安全”的政策目标高度契合。尤其在农村地区，部分孕产妇可能因知识不足、交通不便等原因延迟产检，基层主动排查能填补服务盲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实现公共服务目标的手段是否符合伦理与法律要求。末次月经时间作为女性生理周期的关键节点，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的”敏感个人信息”。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其处理应满足”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而在此次事件中，群内统计的方式至少存在三重失当：

其一，信息收集场景的公开性。聊天群作为多人共同参与的社交空间，要求成员在群内直接报送姓名、末次月经时间、电话号码等敏感信息，等同于将个人隐私置于半公开环境中。即便群内成员多为儿童家长，仍可能因信息转发、截图扩散等行为导致隐私泄露，这与”严格保护措施”的要求背道而驰。

其二，信息收集范围的扩大化。排查对象被限定为”儿童母亲”，但儿童年龄跨度可能从0至14岁不等，部分母亲可能已超出18-49岁育龄范围（如49岁以上母亲仍有未成年子女），这种”一刀切”的统计方式违背了”最小必要”原则——既未精准锁定目标人群，又将非必要群体纳入信息收集范围，增加了隐私泄露风险。

其三，信息收集的强制性。从网传通知的表述”请各位儿童的妈妈…汇报”来看，虽未明确使用”必须”等字样，但结合”月月都要报”的周期性要求，实际形成了隐性强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此次统计显然未充分履行告知-同意程序，涉嫌侵犯信息主体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三、公共服务中的”权力-隐私”边界之思

此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强烈舆论反弹，本质上是公众对”公权力介入私域”的警惕。基层卫生机构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其权力来源于法律授权和公众委托，而权力行使的边界则由法律与伦理共同划定。当”为你好”的善意超出必要限度，就可能异化为对私权的侵犯。

从现实层面看，类似”过度服务”并非孤例。此前曾有社区要求居民上报家庭成员病史、婚恋状况，部分学校要求家长提供职业背景甚至房产信息等，这些行为往往以”精准服务”为名，实则模糊了公共服务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其背后可能存在多重诱因：一是基层治理的”数据依赖”，部分工作人员将信息收集等同于工作落实，认为掌握的数据越全面，服务就越到位；二是法治意识的薄弱，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规理解不深，未充分认识敏感信息处理的特殊要求；三是考核机制的导向偏差，部分地区将信息采集率、更新率作为考核指标，倒逼工作人员扩大收集范围、简化收集流程。

回到此次事件，宣威市卫健部门”将优化排查工作”的承诺值得肯定，但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一方面，应完善信息收集的”精准化”流程：通过对接医院产检系统、社区登记信息等现有数据渠道，减少对个人主动申报的依赖；确需个人提供敏感信息时，应通过一对一沟通说明用途、明确保密措施，并取得书面或电子形式的单独同意。另一方面，需加强基层工作人员的法治培训，重点学习《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敏感信息处理的规定，避免因”好心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