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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幼儿园园长师德师风自查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要求，根据2025年教育系统师德师风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我严格对照《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等文件要求，结合本园实际，从政治思想、职业操守、保教实践、家园共育等维度开展全面自查，现从问题查摆、原因剖析及整改方向三方面进行详细汇报。

一、师德师风问题具体表现

（一）政治理论学习的深度与实践转化存在差距

作为园长，虽能定期组织教职工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学前教育政策法规，但自身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前瞻性仍需加强。2025年上半年参与的3次区级师德培训中，对“以文化人、以德育德”的实践路径思考不足，未能及时将“大思政”理念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建设。例如，在春季“传统节日主题月”活动中，仅停留在组织幼儿学唱儿歌、制作手工的表层形式，未深入挖掘节日背后的道德内涵与家国情怀，导致活动的育人价值未能充分彰显。此外，对教师群体的理论引领存在“重传达、轻研讨”现象，4月组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题学习中，采用“宣读文件+测试”的单向灌输模式，教师参与讨论的主动性未被充分调动，部分青年教师对“保护幼儿隐私”“尊重个体差异”等条款的理解仅停留在条文记忆层面，未能转化为日常保教行为。

（二）职业行为规范的自我要求与示范引领需强化

在日常管理中，对“严慈相济”的把握偶有偏差。9月大班幼小衔接开放日活动中，因个别教师组织教学时过度强调“课堂纪律”，导致幼儿参与积极性受挫，我虽当场指出问题，但后续未深入了解教师行为背后的压力源（如家长对“知识准备”的过度关注），仅以“加强耐心”简单要求，未能从家园共育角度协同化解教师的教育焦虑。在廉洁自律方面，虽严格执行礼品拒收制度，但对“隐性师德风险”的敏感性不足。11月家委会成员提议为班级购买恒温饮水设备时，我第一时间联系园务会讨论采购流程，却忽略了与家长沟通“幼儿园公共设施由园所统筹规划”的原则，导致部分家长产生“园所条件不足”的误解，暴露出在“主动澄清、正向引导”方面的意识薄弱。

（三）保教实践中“儿童本位”理念的落实存在薄弱环节

在深入班级观察时，对教师“高控”行为的干预不够及时。10月跟岗小班区域活动时，发现某教师频繁介入幼儿游戏，以“玩具要归位”“这样搭更漂亮”等指令打断幼儿探索，当时仅记录问题，未当场与教师沟通，后续研讨中虽分析了“过度指导限制幼儿自主性”的危害，但因反馈滞后，教师未能及时调整行为。在幼儿发展评价方面，对“过程性评价”的指导力度不足。秋季学期末，部分教师仍以“能背多少首古诗”“会算多少以内加减法”作为评价重点，我虽在园务会上强调“关注学习品质”，但未提供具体的评价工具（如观察记录模板、发展指标解读案例），导致教师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指引，评价方式未能真正体现“尊重个体差异”的师德要求。

（四）家园共育中“平等对话”的机制建设有待完善

与家长沟通时，“教育者权威”的思维惯性偶有显现。3月中班家长会上，针对“幼儿挑食”问题，我重点讲解了营养知识与纠正方法，却未主动询问家长在家中的具体困惑，导致部分家长因“担心被评价为‘不会带孩子’”而保持沉默。在家长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上，存在“重服务、轻赋能”现象。本学期虽组织了6次家长进课堂活动（如医生讲卫生、厨师做点心），但未系统梳理家长特长与幼儿发展需求的契合点，活动结束后也未组织教师与家长复盘，导致家长参与停留在“一次性活动”层面，未能形成“家园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此外，对特殊需求幼儿家庭的关注存在“重问题解决、轻情感支持”倾向。12月某小班幼儿因分离焦虑严重频繁哭闹，我虽协调保健医生、心理教师制定干预方案，却忽视了对家长的情绪疏导，导致家长因过度焦虑而产生“是否该转园”的动摇，反映出在“以爱共情”的师德践行中仍有提升空间。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剖析

（一）理论学习的“知行合一”意识不足

对“师德是教师的第一标准”的认识虽深刻，但在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时存在“重完成任务、轻内涵理解”的倾向。日常事务性工作（如园所安全检查、迎检准备）占据了较多精力，导致个人学习多依赖集中培训，自主研读教育政策、师德案例的时间不足，未能形成“问题导向—理论学习—实践验证”的闭环。例如，在处理家园矛盾时，更多依赖经验判断，而非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中“沟通与合作”的具体要求出发系统分析，导致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不强。

（二）师德监督的“闭环管理”机制不健全

虽制定了《师德考核细则》《家长满意度调查制度》，但在执行中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现象。每月师德档案记录多为教师提交的“好人好事”总结，对日常保教中“隐性问题”（如言语急躁、评价片面）的观察记录缺乏具体标准；家长满意度调查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