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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医院回应小洛熙尸检报告

一、事件原点：五个月生命消逝背后的医疗争议

2025年11月14日，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场本应挽救生命的心脏手术，却让仅5个月大的女婴小洛熙永远闭上了眼睛。这场手术的主角，是被诊断为“混合型房间隔缺损”的小洛熙——这本是一种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术后7小时的抢救失败，将一个家庭推向深渊，也将公众视线聚焦于这场“成功”手术背后的重重疑云。

随着家属在12月19日通过宁波市卫健委获取完整尸检报告并部分披露，事件核心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尸检明确“未检见冠状窦型房间隔缺损”，实际仅存在3毫米的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自愈率超80%），而死因被认定为“修补术并发心力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这与院方术前诊断的“混合型房缺”形成尖锐冲突，更引发“手术是否必要”的根本性质疑——一个可能自愈的3毫米缺损，是否值得让5个月大的婴儿承受开胸手术的风险？

二、尸检报告的“手术刀”：剖开手术操作的失范链

如果说“手术必要性”是公众追问的第一重问号，那么尸检报告中披露的术中操作细节，则彻底撕开了医疗规范的“遮羞布”。报告显示，小洛熙右侧第3至4肋间留有6.5厘米的横行手术创口未缝合，心包存在5厘米未缝合创口；胸腔积血达70毫升（超过婴儿全身血量的50%）；心脏内竟残留一块1.4厘米×0.5厘米的心包补片，与手术记录中“已拆除”的表述直接矛盾。

这些细节的冲击力，不仅在于操作的“粗糙”，更在于其系统性违背医疗规范。创口未缝合可能直接导致术后感染与出血风险激增；胸腔积血超量暴露术中止血不彻底或术后监护失职；补片残留则指向手术记录的失真——当本应严谨的手术记录与实际情况出现“硬伤”，公众有理由怀疑：这究竟是个别医生的操作失误，还是整个医疗流程中“规范意识”的集体缺失？

涉事医院曾在12月20日晚发布情况说明，试图解释“房缺大小争议”：称尸检时心脏停止状态导致尺寸缩小，实际应为1.0cm×0.9cm，对患儿生长发育影响较大。但这一回应很快被删除，反而加剧了质疑——院方是否在未充分核实数据的情况下仓促回应？所谓“心脏缩小导致尺寸误差”的解释，是否有医学依据支撑？更关键的是，若术前评估已明确房缺大小，为何术后尸检结果与术前诊断出现根本性偏差？这种“诊断-手术-尸检”的信息断裂，让公众对医疗过程的“可信度”产生动摇。

三、回应与调查的“断裂带”：知情权与责任追究的错位

面对公众关切，宁波市卫健委的介入不可谓不及时。12月14日的官方通报已认定“医疗团队风险评估不足、操作过失、告知不及时”，并对主刀医师陈某贤（外二科主任）、麻醉科主任、分管副院长等多人作出免职、暂停执业等处分；12月20日进一步确认尸检由三方委托完成，医疗事故鉴定重启，法院已受理家属诉讼，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病历违规问题。这些举措展现了监管部门对事件的重视，但仍未完全弥合“公众之问”与“调查结果”之间的鸿沟。

首先是“事实细节”的缺失。尽管调查组定性了“风险评估不足”等问题，但公众更想知道：术前检查是否存在漏诊？手术方案是如何确定的？术中突发情况具体是什么？为何未及时告知家属？这些关键环节的信息空白，让“过失”的结论显得笼统。其次是“回应效力”的争议。院方仓促发布又删除的情况说明，暴露了机构应对危机时的不专业；而卫健委对“手术室监控未配置存储介质符合规定”的解释，虽符合现行规范，却难以消解“监控缺失是否影响真相查明”的质疑——当关键证据因“规定”而无法留存，是否意味着规范本身存在滞后？

更值得关注的是，家属在事件中遭遇的二次伤害：个人隐私及就医记录被泄露，不得不报警维权；大量不实信息传播对其造成精神伤害。这种“事件之外的伤害”，折射出医疗纠纷处理中对患方权益保护的缺位——当患者家庭承受丧子之痛时，本应得到制度性的保护与支持，而非隐私泄露的二次创伤。

四、从个案到系统：医疗安全的“防波堤”该如何筑牢？

小洛熙事件之所以引发全民关注，本质上是因为它触碰了医疗安全的核心命题：如何让“以患者为中心”从口号变为可操作的规范？如何让每一台手术、每一份病历、每一次沟通都经得起“事后检验”？

从技术层面看，手术必要性的评估需要更严格的多学科会诊制度。3毫米的继发孔型房缺是否需要手术，本应经过心脏外科、儿科、超声科等多科室联合评估，而非由单一科室或医生决定。此次事件中，术前诊断与尸检结果的矛盾，或许正是“单人决策”模式的代价。

从管理层面看，医疗质量安全制度的落实需要“穿透式”监管。卫健委通报中提到的“制度落实不到位”，绝非空泛表述——创口未缝合、补片残留、记录失真等问题，每一个都对应着具体的操作规范（如手术闭合标准、器械清点制度、病历书写规范）。这些规范在执行中“打折扣”，暴露了医院内部质控体系的失效：科室自查是否流于形式？院级督查是否存在盲区？

从伦理层面看，医患沟通的“真诚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