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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家校合作”中的家长教育权界定——基于《基础教育法》

第32条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芬兰的“家校合作”（）被广泛视为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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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奇迹的核心支柱之一，但其法律基础，特别是家长在合作中所享有

的“教育权”的法律界定，却常被忽视。本研究聚焦于芬兰《基础教

育法》（Perusopetuslaki628/1998）第32条，一个表面上关于“学

生交通”的技术性条款，旨在深入剖析该条款如何从法律上界定和限

制了家长的教育权。研究采用法律解释学和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将第3

2条置于《基础教育法》的整体框架（特别是第6条“学区学校”原则

）和芬兰教育“平等”与“选择”的核心价值观中进行解读。研究发

现，第32条是芬兰家校合作中“权利-责任”对等原则的关节点。它一

方面确认了家长为孩子选择“非学区学校”的程序性权利，体现了教

育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它通过规定家长在此情况下须承担（或免

除市政当局承担）交通责任，为这一权利行使设置了明确的经济和后

勤边界。本研究论证，第32条并非孤立的交通条款，而是国家（市政

当局）与家庭（家长）在基础教育责任分配上的一个核心法律界桩。

它通过界定公共福利的边界，迫使家校合作从抽象的理念沟通转向具

体的权利协商，从而确立了芬兰模式下“有边界的自由”和“有条件

的合作”的规范性基础。

关键词

芬兰教育；家校合作；家长教育权；基础教育法；第32条；学区

学校

二、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芬兰教育以其卓越的表现在国际上赢得了广

泛赞誉。在探寻“芬兰奇迹”成因的过程中，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

普遍将其归功于高质量的师资、公平的资源分配以及高度信任的教育

文化。在这一文化中，“家校合作”（）被视

koti-kouluyhteistyö

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芬兰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是学校和家庭共同

的责任，两者之间密切、互信的沟通与协作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石。

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日常的沟通（如通过Wilma电子平台）和定期的家

长会，更内化为一种共担育人责任的社会契约。

然而，在这种高度信任和紧密合作的文化叙事之下，一个根本性

的法律问题往往被模糊处理：当学校（代表国家）的教育理念或安排

与家长的意愿（代表家庭）发生冲突时，芬兰法律是如何界定各自的

权利边界的？特别是，家长的“教育权”——即为其子女选择符合其

价值观、信仰或pedagogical偏好的教育的权利——其法律边界何在

？这种合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又在多大程

度上是法律预设的责任框架？

在芬兰的教育法律体系中，《基础教育法》（Perusopetuslaki

628/1998）是规范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根本大法。它确立了教育的平等

性、免费性以及市政当局的办学责任。在纷繁的条款中，一个看似平

凡且技术性的条款——第32条（Koulukuljetus，学生交通）——却提

供了一个解剖上述问题的独特切入点。传统上，对芬兰家校合作的研

究多集中于《国家核心课程纲要》（POPS）中的规范性倡导，或是对W

ilma等沟通工具的社会学分析。相反，第32条这类涉及具体资源分配

和责任划分的法律条款，其作为权利界定工具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

学术挖掘。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芬兰《基础教育法》第32条，这一关于学

生交通安排的条款，是如何在法律实践中界定家长教育权的范围和代

价的？它如何具体地平衡家长的“教育选择自由”与国家（市政当局

）的“公共财政义务”？本研究的基本论点是，第32条并非一个简单

的后勤条款，而是芬兰教育法律体系中用以调和“选择”与“平等”

这对核心矛盾的精妙法律设计。它通过将家长的“选择权”（如选择

非学区学校）与其应承担的“后果”（即交通责任）相绑定，为家长

的教育权划定了清晰的、可操作的法律边界。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第32条及其相关法律条文的深入解读，揭示芬

兰家校合作模式背后坚实的法律理性和权责结构。其理论意义在于，

它试图将家校合作的研究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描述，推向法学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