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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对民事诉讼的意义研究——基于遗嘱公证与合同公证的司法

效力对比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

入，公证作为一项预防性司法制度，在减少民事纠纷、保障交易安全

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然而，在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类型的

公证文书所呈现的司法效力，特别是其证据优势，并非整齐划一，其

中遗嘱公证与合同公证的效力差异尤为显著，常常引发理论争议与裁

判困境。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公证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定位，通过对

遗嘱公证与合同公证司法效力的系统性比较分析，揭示二者效力差异

的内在法理逻辑与制度根源，为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明晰公证制度的

诉讼意义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比

较分析法与案例研究法，在对《民法典》、《公证法》、《民事诉讼

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体系化解读的基础上，通过剖析相关典型司

法判例，深度辨析了两种公证在审查标准、证明对象与司法审查介入

程度上的本质区别。研究结果表明，遗嘱公证因其旨在固定立遗嘱人

单方、终意性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在生效时立遗嘱人已无

法作证，故公证机构对其进行的是近乎实质性的能力与意愿双重审查

，使其在诉讼中具有近乎于结论性的、极难被推翻的证据效力。与此

相对，合同公证的核心在于证明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合意的真实性与签

署行为的真实性，公证机构的审查侧重于形式合法性，而无法及于合

同内容的公平性及未来履行的全部过程，故其虽具有高度的证据优势

，但法院仍保留对合同实质内容与履行情况的全面审查权，其证据效

力是可被相反证据推翻的。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公证文书在民

事诉讼中的意义与效力，并非取决于“公证”这一形式标签，而是由

其所证明的法律行为本身的性质（单方或多方、终意性或过程性）以

及公证程序介入审查的深度所共同决定的。对这一差异的深刻理解，

对于丰富我国证据法学理论，指导法官精准行使自由裁量权，引导社

会公众理性认识与运用公证制度，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公证；民事诉讼；遗嘱公证；合同公证；司法效力；证据规则；

证明力

引言

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民商事交往空前活跃的宏大背景

下，构建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秩序，是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的基石。在这一宏伟工程中，公证制度作为国家司法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预防纠纷于未然”的独特功能，扮演着日益关

键的角色。通过国家公信力的介入，公证能够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法

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提供权威证明，从而在源头上

减少争议、固化证据。然而，当经过公证程序“加持”的法律文件，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进入诉讼程序时，其在法庭上的“含金量”究竟

几何？司法裁判者应在多大程度上采信其证明力？这一系列问题，直

接关系到公证制度的权威性与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

然而，目前关于公证文书在民事诉讼中的司法效力问题，理论界

的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认知尚存模糊地带，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对不同类

型公证文书效力的“一体化”认知倾向。社会公众乃至部分法律职业

者，往往简单地认为“经过公证即是铁证”，忽视了不同公证事项在

性质上的巨大差异。其中，遗嘱公证与合同公证作为民事领域最常见

的两类公证，其在司法实践中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最为集中地暴露了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一份经过公证的遗嘱，在继承纠纷案件

中往往被法院视为金科玉律，挑战其效力的难度极大；而一份同样经

过公证的买卖合同，在履行纠纷中，其条款的公平性、合同的履行情

况乃至效力本身，仍然会受到法院的全面审查。这种同为公证文书，

在诉讼中却“同途殊归”的现象，不仅引发了当事人的困惑，也导致

了司法裁判尺度的不统一。因此，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

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公证对民事诉讼的真正意义，以遗嘱公证与

合同公证的司法效力对比为核心切入点，构建一个“规范基础—性质

辨析—效力比较—法理溯源”的研究框架。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并非

简单地评判两种公证效力孰高孰低，而是要通过对二者所证明的法律

行为性质、公证机构的审查范围与职责，以及司法机关的审查权边界

进行深度剖析，揭示其效力差异背后的深刻法理根源。通过此项研究

，旨在为我国民事证据法体系中公证证据的定位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

注解，为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如何正确把握公证文书的证明力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提供清晰的裁判指引，并最终为完善我国公证制

度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良性互动，丰富和完善我国的程序法与证据法理

论体系，提供新的理论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