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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减负自查自纠问题清单具体表现

一、会议管理方面

1.会议数量超标且类型重复。部分单位未严格执行年度会议计划，以“工作需要”为由临时增加会议，导致基层干部“赶会”现象突出。例如，某街道2023年上半年召开各类工作会议47场，其中“安全生产专题会”“疫情防控部署会”等同一主题会议重复召开3次以上；某乡镇仅5月份就召开乡村振兴相关会议8场，平均每3天1次，且多为“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强调落实要求”的套开模式，基层干部反映“会期比落实时间还长”。

2.会议层级设置不合理。存在“凡会必要求主要领导参会”的现象，村（社区）书记、主任被要求参加的会议占比达70%以上，导致“一竿子插到底”的会议反而需要层层转述，降低效率。如某区直部门召开“垃圾分类推进会议”，直接要求全区120个社区书记参会，而实际需社区落实的具体措施仅占会议内容的20%，其余80%为区级统筹部署，基层干部表示“听了大半会，真正有用的就十分钟”。

3.会议时间安排不科学。部分会议召开时间与基层工作节奏脱节，存在“上午通知下午开会”“周末临时召集会议”等情况，导致基层干部无法提前统筹工作。某镇农业服务中心干部反映，农忙时节多次被要求下午5点后召开“农业技术培训会议”，会后已近7点，回家后还要整理会议资料，影响次日田间工作安排；某社区在周五下班前1小时接到“文明城市迎检紧急会议”通知，社区工作人员需推迟下班参会，会后又要连夜布置点位，连续加班3天。

4.会议内容空泛缺乏实操性。部分会议重表态、轻指导，讲成绩多、讲问题少，对基层如何落实仅提“提高重视”“加快进度”等原则性要求，未提供具体操作路径。如某区召开“老旧小区改造推进会”，会上通报了进度滞后情况，但未针对管线迁移、居民协调等具体难题提出解决方案，社区干部会后仍“不知道从哪下手”；某部门“优化营商环境专题会”上，要求基层“每月收集3条企业诉求”，但未明确收集渠道、分类标准和反馈机制，导致基层“为交任务乱凑数”。

二、文件简报方面

1.文件数量出现反弹。虽然上级明确“精简文件”要求，但部分单位以“工作留痕”“责任传导”为由，通过“白头文件”“便函”“工作提示”等形式变相下发文件，实际文件总量未减反增。某街道2023年1-6月接收上级文件（含便函、提示）212份，较2022年同期增加18%；某区直部门为强调某项工作重要性，先后下发《关于做好XX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XX工作的补充通知》《关于XX工作有关事项的紧急提示》3份文件，内容重复率达60%，基层干部吐槽“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

2.文件内容照抄照搬。部分单位制定文件时缺乏结合基层实际的研究，直接复制上级文件框架，仅修改标题和单位名称，导致文件“上下一般粗”，基层难以落实。如某部门下发的《关于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其中“工作措施”部分90%内容与市级文件一致，未结合本区社区规模小、老龄化程度高的特点提出针对性举措；某镇转发的《关于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方案》，将“平原地区垃圾转运模式”直接套用到山区乡镇，导致“垃圾收集点间距500米”的要求在山路崎岖的村无法实现。

3.文件篇幅冗长重点模糊。部分文件存在“穿靴戴帽”现象，开篇大段论述意义、背景，核心内容被淹没在理论阐述中，基层干部需花费大量时间提炼要点。某单位《关于2023年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的通报》全文8000余字，其中政策背景、领导指示占60%，具体问题、整改要求仅占20%；某部门《关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指导意见》中，“工作要求”部分分4大点12小点，其中“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等原则性要求占70%，“如何对接群众需求”“资源如何整合”等实操内容仅占30%。

4.简报信息重复报送。部分单位要求基层定期报送工作简报，但内容要求宽泛、标准不一，导致基层“为报而报”。如某区同时要求社区向民政、文旅、应急3个部门报送“社区治理动态”简报，内容均涉及“活动开展情况”，但格式、重点各有要求，社区需分别整理3份材料；某镇要求各村每周报送“乡村振兴进展”简报，却未明确“进展”的具体指标（如产业项目投资金额、基础设施完工率等），导致各村简报内容多为“开展了1次宣传、召开了2次会议”等模糊表述，实际参考价值低。

三、督查检查考核方面

1.督查检查频次过高。部分单位未严格执行年度督查检查计划，以“突击检查”“随机抽查”为名随意增加频次，基层干部“迎检”压力大。某社区2023年上半年迎接各类督查检查23次，平均每8天1次，涉及疫情防控、垃圾分类、安全生产、文明创建等多个领域；某村仅第二季度就接受“厕所革命”专项督查4次，其中2次为同一部门不同科室分别开展，检查内容高度重叠，村支书表示“刚整理完台账，又要重新准备”。

2.检查标准不统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