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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公案小说法律正义想象对当代法治教育的启示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明清公案小说作为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其独特的叙事模式和价值取向，深刻塑造了中国社会，尤其是普通民

众的法律观念与正义期待。这些小说中所蕴含的法律正义想象，往往

表现为对清官个人道德与超凡能力的依赖、对实体正义和道德秩序恢

复的极致追求，以及对程序规则的相对忽视。这种想象在历史上起到

了劝善惩恶、寄托理想的社会功能，但其核心逻辑，特别是人治色彩

、重实体轻程序、道德审判优先等特征，与现代法治所强调的制度理

性、程序正义、权利保障等核心原则存在显著张力。在当代中国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治教育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和处理公案小说所

承载的这种传统法律正义想象，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本研

究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与法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明清时期代

表性公案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旨在系统性地梳理其法律正义想象的核

心特征，并深入探讨这一文化遗产对于当代法治教育的双重意涵：既

可能提供本土化的道德资源与叙事载体，也可能构成培育现代法治精

神的潜在障碍。研究发现，公案小说中的正义叙事通过强化对清官的

期待、简化司法过程、诉诸超验力量等方式，构建了一种与现代法治

精神存在结构性差异的正义图景。这种图景在当代法治教育中，若不

加批判地沿用或忽视其潜在影响，可能固化人治观念、阻碍程序正义

理念的建立、并削弱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因此，当代法治教育必须

正视并批判性地回应公案小说所塑造的法律正义想象，将其作为理解

本土法律文化、进行有效对话与引导转化的重要参照系，而非简单排

斥或盲目借鉴。

关键词：公案小说；法律正义想象；法治教育；人治观念；程序

正义

二、引言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核心价值追求，其建设不仅

依赖于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司法机制，更深刻地植根于社会成员

普遍的法治信仰与法律意识。在中国，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深

入推进，旨在培养公民法治精神、提升法律素养的法治教育，被赋予

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然而，法治教育的实践并非在一个文化真空

中进行，它必然要面对、回应并可能转化社会中既有的、历史形成的

法律观念与正义期待。在塑造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民间法律意识方

面，以明清公案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

以清官断案、惩恶扬善为主题的故事，通过评书、戏曲、小说等多种

形式广泛流传，其影响力早已超越文学本身，成为塑造民族集体记忆

中关于法律、正义、权力与秩序想象的重要文化基因。

从包拯、狄仁杰到施世纶、彭朋，公案小说为中国社会贡献了一

系列深入人心的清官形象。他们智慧超群、明察秋毫、刚正不阿、体

恤民情，往往能够突破重重阻碍，揭露冤情，将逍遥法外的恶徒绳之

以法，最终实现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大快人心的结局。这些故事在

满足民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也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们在吏治腐

败、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中，寄托了民众对清明政治和

公正审判的理想；它们通过生动的案例，普及了基本的善恶观念和伦

理规范；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现实黑暗的批判和对当权者的

警示。可以说，公案小说所构建的法律正义想象，是中国传统社会重

要的非正式法治资源，对维持社会秩序、塑造道德观念起到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

然而，当我们以现代法治的标尺来审视公案小说中的法律正义想

象时，其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的深刻张力便显露无遗。公案小说中的

正义，往往高度依赖于清官个人的道德品质与超凡能力，而非健全的

法律制度与规范程序；其追求的结果正义（实体正义），常常以牺牲

过程正义（程序正义）为代价，刑讯逼供、微服私访、甚至借助鬼神

之力等超常规手段屡见不鲜；法律本身常被视为服务于道德教化和秩

序恢复的工具，而非保障个体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的准则；民众则多

以被动等待青天大老爷拯救的形象出现，缺乏积极运用法律维护自身

权益的主体意识。这种以人治为底色、以道德为圭臬、以结果为导向

的正义图景，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程序保障、

权利本位等核心理念，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乃至根本性的冲突。

这种差异与冲突，直接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教育面临的深层文化

挑战。一方面，公案小说作为一种普及度极高、影响力极深的文化产

品，其所塑造的正义观念早已内化为许多社会成员理解法律、评判司

法的潜意识框架。人们在现实中遭遇法律问题时，可能会不自觉地套

用清官模式来期待司法人员，可能会因为程序繁琐而质疑效率，可能

会因为判决结果不符合朴素的道德直觉而否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