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约”与宋明理学基层伦理教化的历史连续性.pdfVIP

明代乡约与宋明理学基层伦理教化的历史连续性

摘要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帝制晚期思想的主潮，其核心关怀不仅在于构

建精微的天理本体论，更在于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理想。在此背景下，如何将精英的道

德哲学转化为基层的伦理实践，即教化，成为理学家的核心焦虑。明

代乡约制度的勃兴，常被视为明代国家强化基层控制或士绅寻求地方

自治的社会史现象。本文旨在论证，明代乡约的推行，并非明代社会

的新生事物，而是在思想内核与制度形态上，对宋明理学，特别是自

朱熹以降的基层伦理教化工程的直接继承与历史性展开。本研究采用

历史文献分析与思想史比较的方法，对勘以朱熹增订《吕氏乡约》为

代表的宋代理学原型与以王阳明《南赣乡约》为代表的明代士绅实践

及官方推行文本。研究发现，二者在化民成俗的终极目标、以士绅为

教化核心主体的社会角色定位，以及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

、患难相恤的制度框架上，展现出强大的历史连续性。明代乡约的独

特之处，在于它将宋代理学家的理想蓝图，在明代更为复杂的社会结

构与国家意志的介入下，进行了大规模、系统化和强制性的在地化实

践。本文认为，明代乡约是宋明理学教化理想从理论走向制度的关键

一环，是理学内圣外王之道在基层社会秩序建构中的逻辑必然与历史

归宿。

关键词：乡约宋明理学基层教化历史连续性朱熹王阳明

引言

宋明理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深刻转向。面对唐

末五代以来社会失序与佛道盛行的双重挑战，以程颢、程颐、朱熹为

代表的宋代理学家，致力于重构儒家的道统与价值体系。这一重构，

绝非纯粹的哲学思辨，其背后蕴含着强烈的经世致用与社会关怀。理

学家们深刻地意识到，一个理想、有序的儒家社会，不能仅仅依赖于

国家的法律与政令，更必须建立在个体（特别是基层民众）的道德自

觉之上。因此，教化——即将儒家伦理从精英士大夫阶层，下沉并普

及到广大乡野村夫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理学内圣外王之道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宋代理学家，特别是朱熹，通过著书立说、兴办书院，

开启了这一化民成俗的伟大工程。

然而，如何将高深的理学义理，转化为乡民可懂、可行的实践规

范？朱熹对《吕氏乡约》的增订与大力提倡，为此提供了一个关键的

制度原型。这一原型，试图在国家的法与家族的礼之间，开辟出一个

以士绅为主导、以契约为形式、以道德为内容的准自治空间。

当历史进入明代，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独尊地位。但与此同时

，明代社会也面临着元末战乱后的社会重建、皇权专制的强化、以及

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流动与风俗变迁等新问题。在这一背

景下，宋代理学家所开创的基层教化事业，被明代的君主与士绅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重新激活与推行。而乡约，正是承载这一

历史使命的核心制度载体。从明太祖的《教民榜文》，到中期士绅（

如王阳明）的自发倡导，再到晚明国家层面的普遍推行，乡约几乎贯

穿了整个明代的基层社会建构史。

这就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明代乡约的勃兴，究竟是明代君

主强化基层控制的发明，还是宋明理学基层教化理想的延续？如果是

一种延续，那么这种历史连续性具体体现在哪些层面？明代的乡约实

践，相较于宋代的理学原型，又在何种程度上进行了调适与变形？长

期以来，社会史的研究侧重于乡约的社会控制功能，而思想史的研究

则侧重于理学家的哲学体系。二者之间，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理论与明

代乡约的实践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脉络，尚未得到充分而系统的揭示。

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是试图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界限，将明代

乡约置于一个从宋至明的长时段理学教化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本文将

论证，明代乡约在思想源流、制度设计和功能定位上，均是对宋明理

学教化工程的直接继承和规模化展开。本文将首先对相关研究文献进

行梳理；其次，阐明本文所采用的比较文本分析方法；接着，将从教

化目标、制度框架与实践主体三个维度，对宋之原型与明之实践进行

深入的比较与讨论；最后，对这一历史连续性的深刻意涵进行总结。

文献综述

围绕乡约与宋明理学基层教化的研究，在思想史、社会史与制度

史领域均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对这些成果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

既有研究的贡献与局限，从而为本文确立分析的起点。

首先，在社会史与制度史领域，对明清乡约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

位。这一路径的学者，主要关注乡约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实际运

作。研究重点包括：乡约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即探讨其是作为国家法

网的补充，还是作为士绅自治的空间；乡约与明代里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