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令制度研究——基于全国15省高级法院试点规则的比较.pdfVIP

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令制度研究——基于全国15省高级法院试点

规则的比较

摘要

在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

的宏大背景下，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有效实现，正

面临着当事人调查取证能力不足与信息获取渠道不对等的严峻挑战。

作为破解“取证难”困境的一项重大司法改革创新，律师调查令制度

在缺乏国家统一立法的前提下，以各地方法院“试点先行”的方式，

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然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探索，在赋予律师必

要调查权、促进案件事实发现的同时，也因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导

致了全国范围内规则林立、标准各异的“制度碎片化”现象。本研究

旨在深入探讨我国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令制度的现实运行图景与内在

制度矛盾。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1

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所颁行的律师调查令试点规则，

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横向的比较法分析，精准地描绘出当前该制度在

适用范围、申请与签发程序、权利义务配置、以及法律责任追究等核

心维度上的共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地诊断出现行试点模式

的内在缺陷，最终为构建一套权责明晰、程序正当、标准统一的国家

层面律师调查令法律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具有高度可操作性

的立法建议。

本研究的核心方法，是规范比较法研究，并辅之以文献研究法与

案例分析法。研究将以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15个省（区、市）

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的实施细则、规定

或指南作为基础分析文本，运用内容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这些

规范性文件，在制度设计的各个核心要素上，进行逐项的、精细化的

对勘与归纳。同时，本研究将结合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公开发布的

典型案例，来印证和深化对规范文本的理解，以期实现对该制度“应

然”规定与“实然”运行的双重考察。

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各地的律师调查令试点规则，在赋予律师调

查权以提升当事人举证能力的制度初衷上，达成了高度共识，但在具

体的制度构建上，却呈现出显著的、系统性的差异，并集中体现为四

大核心矛盾：第一，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着“保守限定”与“开放拓

展”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取向，部分法院将其严格限定于婚姻家事等

特定领域，而部分法院则将其拓展至绝大多数民商事案件，导致了权

利保障的地域性不均衡。第二，在签发程序上，对申请条件的审查标

准、审批权限的配置（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决定）以及对被调查方异

议权的程序保障，存在着“严格控制”与“相对宽松”的巨大差异。

第三，在权利义务配置上，对于持令律师的调查权限边界、被调查单

位或个人的配合义务、以及其拒绝配合的法律后果，各地的规定宽严

不一，法律依据模糊，导致调查令的实际效力在实践中，存在巨大的

不确定性。第四，在监督与惩戒机制上，虽然各地均规定了对滥用调

查令行为的惩处，但在惩戒措施的具体类型、启动程序与严厉程度上

，存在显著差异，未能形成有效的、具有足够威慑力的滥用防范体系

。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当前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碎片化”的试

点格局，虽然在短期内，激发了地方法院的改革活力，但也从根本上

，损害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性与公民诉讼权利的平等性，其制度运行的

有效性与权威性，因缺乏来自《民事诉讼法》层面的根本性赋权而大

打折扣。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境，必须尽快结束“试点”状态，通

过国家立法，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律师调查令制度。这一结论的理论

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我国单一制法治国家框架下，司法改革

的“地方性探索”与“国家法制统一”之间的内在张力，为我们理解

与推动中国的司法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其实践价值则在于

，本研究通过对15省试点规则的系统性比较与利弊得失分析，为未来

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在制度设计的各个核心环节——如何科学界定

其适用范围、如何构建公正高效的签发与执行程序、如何平衡各方主

体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提供了一套源

于中国本土司法实践、经过充分比较论证的、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制

度蓝图。

关键词：律师调查令；民事诉讼；证据调查；比较研究；司法改

革；制度碎片化

引言

在现代法治文明的构造中，一场公正的审判，其根基，无疑是对

案件事实的精准查明。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谁主张、谁举

证”的证据规则，在理论上，清晰地划分了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

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这一原则的实现，却时常遭遇难以逾

越的障碍。在大量的民事纠纷中，能够一锤定音的关键证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