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先行调解制度问题探究——基于宁波基层法院的实践运作分析.pdfVIP

民事诉讼先行调解制度问题探究——基于宁波基层法院的实践运

作分析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与“枫桥经验”的时代发展，以调

解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在消解社会矛盾、促进司法和

谐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民事诉讼先行调解制度，作为衔

接“诉”与“非诉”的关键程序枢纽，被赋予了实现案件繁简分流、

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升司法效率与效果的厚重期待。然而，这项

旨在实现程序优化与实质正义的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的运作过程中

，却面临着一系列理论与现实的挑战，其功能定位的模糊性、程序保

障的不足以及激励机制的错位，使得制度的良性运转与立法初衷之间

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偏差。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我国民事诉讼先行调解

制度在基层法院的实践运作困境及其内在成因，以浙江省宁波市两家

典型基层法院的实证考察为分析样本。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

对该制度运行现状的“微观解剖”，系统性地诊断其在程序公正、当

事人权利保障与司法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一套旨在优化制度功能、强化程序保障、完善激励机制的

理论框架与改革路径，为解决诉前调解的“内卷化”与“形式化”问

题，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与明确的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实证调研法与比较法研究。首先，

本研究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

诉前调解的规范文本进行体系化的梳理与法释义学分析，厘清其制度

沿革、立法目的与核心构成要件。其次，本研究的核心方法，是通过

对宁波市Y区人民法院与C区人民法院的深度实地调研，运用半结构化

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两家法院的分管院长、立案庭法官

、特邀调解员以及参与过先行调解程序的当事人与代理律师，进行多

维度的数据收集与质性分析，以获取关于该制度运作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宁波基层法院的民事诉讼先行调解制度，在

取得一定程序分流成效的同时，亦呈现出显著的实践困境。第一，制

度功能上存在“效率工具主义”的异化倾向，部分法院在案件“调撤

率”等绩效考核指标的压力下，过度追求结案效率，忽视了调解程序

的自愿性与合意性本质。第二，在程序保障上，存在着当事人权利被

虚化与弱化的风险，“诉”与“调”的界限模糊，部分调解员在调解

过程中，未能充分履行中立、告知义务，甚至出现了变相施压、诱导

调解的现象，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与实体处分权。第三，在激

励与约束机制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对特邀调解员的专业化培

训、经费保障与职业伦理约束机制尚不健全，而当事人对于“调解不

成”后，如何快速转入诉讼程序并保障其诉讼权利，亦缺乏明确、稳

定的预期。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民商诉讼先行调解制度的实践困境，其根

源在于未能有效处理好“司法效率”与“程序公正”这对核心价值之

间的内在张力，其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重“分流”之“形”，

而轻“合意”之“实”。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宏大进程中，任何一项以“效率”为导向的程序性

改革，都必须以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与核心诉讼权利的充分尊重和

保障为不可动摇的前提。其实践价值则在于，它为我国正在推进的“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来自基层实践的精准

“诊断报告”与“风险预警”，清晰地指明了若要实现ADR与诉讼的良

性互动，就必须从强化调解程序的正当性构造、明确调解员的法律地

位与伦理规范、建立更为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以及赋予当事人更为坚

实的程序保障与救济渠道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制度重构与资源

投入，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程序理论、指导基

层法院的司法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事诉讼；先行调解；程序公正；司法效率；枫桥经验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

盾易发多发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如何构

建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更为经济、更为和

谐的方式，有效化解日益增长的海量民商事纠纷，已经成为考验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考题之一。在这一时代语境下，源

自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以其“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的核心精神，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而以调解为代表的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则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人

民法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角色定位，也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