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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研究——基于德国《民事诉

讼法》第139条的司法适用差异

摘要

在现代民事诉讼理念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演进的宏大背景下，

法官释明权作为一项旨在矫正当事人诉讼能力失衡、实现程序公正与

实体结果公正相统一的关键制度，其理论与实践价值日益凸显。它被

视为在辩论主义与法官职权干预之间寻求精妙平衡的核心机制。我国

民事诉讼法虽已引入释明权相关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其适用状况

却长期呈现出标准模糊、尺度不一、法官普遍“欲为又不敢为”的困

境，深陷于“偏袒一方”的指责恐惧与传统消极裁判角色的惯性之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所构建的法官

阐明（提示）义务制度，经过上百年的理论淬炼与实践检验，已成为

大陆法系国家中最为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典范。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德

国法上法官阐明义务司法适用的深度剖析，并与我国的司法实践进行

系统性比较，为优化我国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路径，激活其制度潜能提

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主要运用比较法研究与规范分析法，

对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条文构造、历史沿革及其在德国联邦

最高法院判例中的具体适用进行体系化解读，以期提炼其制度精髓；

并以此为镜鉴，对照分析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

通过典型案例揭示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困境。

研究结果表明，德国法官阐明义务的司法适用，深刻地根植于一

种“协同样态的诉讼模式”理念之中，德国法官在事实与法律两个层

面均积极主动地履行阐明义务，其核心目标在于确保当事人在对案件

事实与法律状态有正确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有效的攻击与防御

，从而从根本上防止“突袭裁判”的发生。其阐明范围虽广，但界限

清晰，严守阐明与代替当事人提出主张、提供法律咨询之间的红线。

相较之下，我国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则多呈现出被动、保守与有限的特

征，主要局限于对当事人事实主张中含糊不清之处的询问，而对于能

够决定案件走向的法律观点释明，则因忌惮有违司法中立而普遍持审

慎乃至回避的态度。

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中德两国在释明制度适用上的显著差

异，其根源并非仅在于法律文本的疏密，更深层次地在于背后司法理

念的根本不同。德国模式立足于法官作为“程序导演”与“程序保障

者”的角色定位，负有保障程序公正、高效推进的积极责任。为完善

我国的释明制度，关键在于推动司法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即促使法官

角色从消极的“事实发现者”向积极的“程序管理者”转变。本研究

对于丰富我国民事诉讼职权相称理论，指导司法实践统一裁判标准，

以及提升法官释明权在实现实质正义中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关键词

法官释明权；德国民事诉讼法；司法适用；辩论主义

引言

在当今中国社会深刻转型、民事纠纷数量与复杂性与日俱增的时

代背景下，民事审判制度的现代化进程正步入深水区。其中，法官在

诉讼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是牵动整个民事诉讼构造与理念变革

的核心议题。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从传统的职权主义向辩论主义的转型

，极大地彰显了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与处分权的尊重。

然而，辩论主义的贯彻并非意味着法官角色的绝对消极化。绝对

的当事人主义可能因诉讼双方在法律知识、经济能力、证据掌握等方

面的显著差异，而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程序形式主义”陷阱

，最终使得法律的天平在形式公正的表象下，发生实质性的倾斜。正

是在这一背景下，法官释明权作为辩论主义的重要修正与补充机制，

应运而生并被寄予厚望。它旨在赋予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通过

适度的提示、说明、发问等方式，引导与帮助当事人，特别是诉讼能

力较弱的一方，清晰、完整地提出事实主张与证据，正确理解诉讼的

法律争点，从而确保诉讼程序在一个相对平衡、有效对抗的环境中展

开。

然而，理想的制度设计与复杂的司法实践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鸿

沟。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对法官的释明权作出

了原则性规定，但在现实的法庭之上，这一权力在很多时候却如同一

位“沉睡的美人”，其制度潜能远未被充分唤醒。一线法官普遍面临

着“释明困境”：应当在何时释明？应当对哪些事项释明？释明的尺

度应当如何把握？这些问题缺乏统一、明确、可操作的规范指引，导

致司法实践乱象丛生。一部分法官因循守旧，信奉“不告不理”的机

械司法观，对当事人因法律知识欠缺而提出的错误或不完整的诉请，

坐视不理，任其败诉；另一部分法官则可能因释明过度，模糊了裁判

者与指导者甚至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