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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预防医学：堕胎心理课件演讲人

目录01.前言07.健康教育03.护理评估05.护理目标与措施02.病例介绍04.护理诊断06.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08.总结

01前言

前言我在妇产科门诊工作的第十年，遇到过太多因“意外妊娠”走进诊室的女性。她们中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攥着验孕棒的手在发抖；有的是已婚多年的职场女性，纠结于“三胎政策”与职业规划的冲突；还有的是被伴侣“消失”的单亲妈妈，眼神里满是无助。这些年我逐渐意识到：堕胎（人工终止妊娠）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手术操作”——它像一面镜子，照见女性在生理疼痛之外的心理震荡，照见社会支持系统的薄弱，更照见心理预防医学在生殖健康领域的重要性。

心理预防医学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放在堕胎场景里，就是要在手术前后主动识别、干预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帮助女性完成从“事件经历者”到“情绪掌控者”的过渡。我曾见过术后三个月仍陷入自责的女孩，也见过因家人一句“丢死人”而患上抑郁症的母亲——这些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如果我们只关注宫腔恢复，却忽略心理创伤，那所谓的“康复”不过是“伤口结痂下的隐患”。

前言今天这堂课件，我想以临床真实案例为线索，和大家聊聊堕胎女性的心理轨迹、护理要点，以及如何用心理预防的思维，为她们筑起一道“看不见的防护墙”。

02病例介绍

病例介绍2022年3月，我在门诊接诊了23岁的小夏。她穿着米白色针织衫，坐在诊桌前时，膝盖始终紧紧并拢，手指把病历单边缘折出了细密的褶皱。“医生，我…末次月经是1月15号，试纸测了两次都是阳性。”她的声音轻得像飘在空气里，说到“阳性”两个字时，喉结动了动，眼眶突然红了。

进一步沟通后我了解到：小夏和男友同居半年，避孕失败后，男友态度暧昧：“要不生下来？”可两人都刚工作，租住在20平米的合租房里，连产检的钱都要分期。小夏的母亲在电话里骂她“不懂事”，说“别让我去医院丢人”；闺蜜倒是陪着来，但反复强调“做完手术赶紧上班，别让领导觉得你矫情”。术前B超显示孕周7+2天，符合人工流产指征，但小夏在签手术同意书时，笔尖悬在纸上足有三分钟，最后几乎是“戳”着签了名字。

病例介绍术后第三天复查，小夏躺在观察床上，盯着天花板说：“我昨晚梦到有个小娃娃抓我的手，哭着问‘妈妈为什么不要我’。”她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医生，我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特别坏？”

这个案例里，小夏的表现非常典型：术前的矛盾纠结、术后的自责愧疚、社会支持的缺失，都是堕胎女性常见的心理困境。而这些情绪如果得不到疏导，可能演变成长期的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甚至影响未来的生育观念和亲密关系。

03护理评估

护理评估面对小夏这样的患者，我们的护理评估不能只停留在“阴道出血量”“腹痛程度”这些生理指标上，必须建立“生物-心理-社会”三维评估体系。我通常会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生理状态评估基础指标：生命体征（血压、心率）、术后阴道出血量（是否超过月经量）、腹痛性质（持续性/阵发性，是否伴发热）。

特殊关注：有无人工流产综合征（术中或术后出现恶心、呕吐、头晕、面色苍白、血压下降）；对于孕周较大的患者（如10周以上），需评估子宫收缩情况，排除不全流产风险。

心理状态评估情绪量表筛查：常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量化情绪问题严重程度。小夏术前SAS评分58分（轻度焦虑），术后一周SDS评分62分（中度抑郁）。认知偏差识别：是否存在“全或无”思维（如“我不要这个孩子，我就是个坏妈妈”）、过度自责（“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避孕失败”）、灾难化想象（“我以后肯定生不了孩子了”）。创伤反应观察：有无闪回（反复回忆手术场景）、回避（拒绝谈论妊娠相关话题）、警觉性增高（易惊醒、过度敏感）。

社会支持评估主要支持系统：伴侣态度（是否陪伴、是否承担责任）、家人态度（接纳/指责）、朋友支持（情感陪伴/实际帮助）。小夏的伴侣在术后仅来过一次医院，以“加班”为由很少露面；母亲拒绝沟通；闺蜜虽陪伴，但更关注“尽快恢复工作”而非情绪。01社会资源利用：是否了解心理咨询渠道、社区支持组织（如女性关爱中心）、法律权益（如流产假）。小夏坦言“从未想过可以找心理医生”，只觉得“这是私事，不能对外说”。02这三个维度的评估不是孤立的。比如，小夏术后抑郁加重，既与她“坏妈妈”的认知偏差有关，也和伴侣、家人的情感缺位直接相关；而她的生理恢复（如轻微腹痛）又可能被放大为“身体垮了”的灾难化想象，进一步加剧心理压力。03

04护理诊断

护理诊断基于评估结果，结合NANDA（北美护理诊断协会）标准，堕胎女性常见的护理诊断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焦虑（与手术风险、未来生育担忧相关）

表现为术前失眠、反复确认“手术会不会疼”“影响以后怀孕吗”；术中肌肉紧张、心率加快（小夏术前心率108次/分）；术后频繁询问“我恢复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