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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信访人员脱管检讨书派出所

针对我所在派出所近期发生的重点信访人员张某（男，58岁，系某拆迁安置问题长期信访人）脱管事件，现结合工作实际，从事件经过、问题根源、思想反思及整改措施四个方面作深刻检讨。此次脱管事件暴露出我们在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中存在严重漏洞，作为直接责任单位，我们深感愧疚与自责，现以最诚恳的态度剖析问题，以最坚决的行动落实整改。

一、事件经过还原（具体到时间线与关键环节）

张某自2019年因拆迁补偿问题开始信访，2021年被列为市级重点信访人员，由我所负责日常动态管控。按照上级要求，我们建立了“一人一档”管理台账，明确由社区民警王某（责任民警）、社区网格员李某（辅助联系人）组成管控小组，落实“周见面、日随访”制度（即每周至少1次实地走访，每日通过电话或微信了解动态）。

2023年10月以来，张某因家庭突发变故（其子确诊重病需长期治疗）情绪明显波动，10月15日走访时，张某向王某表示“对政府彻底失望，要去省里讨说法”。王某当场进行了情绪疏导，并记录在《重点人员动态跟踪表》中，同步向所领导汇报。10月18日，王某因参与专案抽调，管控任务临时交接给民警陈某（未参与过张某管控工作）。陈某接手后，仅通过电话联系张某2次（10月19日、21日），均未接通；10月22日，陈某未按要求进行实地走访，仅让网格员李某代为联系，李某因当日社区迎检工作繁忙，未及时跟进。10月24日，张某家属反映其“凌晨离家未归”，我所接报后调取监控发现，张某已于10月23日17时乘坐长途客车离开本市，直至10月26日在省城某信访接待场所被发现，期间失去联系超过48小时。

此次脱管直接导致张某越级走访，给上级部门工作造成被动，也对本地信访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经核查，脱管期间张某未实施极端行为，但事件本身已严重违反重点人员管控规定，暴露出我们在责任落实、流程执行、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系统性短板。

二、问题根源深度剖析（聚焦“人、责、制、效”四维度）

经所务会复盘、责任民警谈话、调取工作记录等方式全面核查，脱管事件的根源可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责任意识淡化，存在“重台账轻实效”倾向

张某被列为重点人员初期，管控小组尚能严格执行“周见面、日随访”要求，但随着时间推移，因张某未出现过激行为，部分民警产生麻痹思想，错误认为“老信访户闹不起来”。具体表现为：责任民警王某在被抽调前，虽记录了张某“情绪波动”的关键信息，但未向接手民警陈某进行详细交接（仅口头提及“张某最近有点情绪”，未说明其家庭变故的具体影响）；陈某作为接手人，未主动查阅历史台账（张某2021年曾因情绪激动到市信访局滞留），对其风险等级评估不足，将“实地走访”简化为“电话联系”，甚至委托网格员代劳，本质上是责任悬空。

（二）制度执行变形，“网格化”管控流于形式

按照《重点信访人员服务管理工作规范》，重点人员管控需落实“民警+网格员+家属”三方联动机制，但实际操作中，网格员李某因日常事务繁重（其负责2个小区、800余户居民服务），将“辅助联系”异化为“代劳应付”——10月22日李某接到陈某委托后，仅在微信工作群发送一条“张某电话未接，稍后再联系”的信息，未实地查看（张某居住的老旧小区无门禁，可通过邻居间接了解动态）；家属联系环节，我们长期依赖张某配偶（患高血压需长期服药）反馈信息，未主动与其他亲属（其女在外地工作）建立联系，导致信息源单一。制度执行的“打折扣”，直接造成管控链条断裂。

（三）风险预警滞后，动态研判机制形同虚设

我所虽建立了重点人员“每日一碰头、每周一研判”制度，但10月16日至23日期间，因所内集中精力处理一起治安案件，研判会连续3次未召开。张某10月15日“要去省里讨说法”的预警信息，未在研判会上分析其行动可能性（如：张某此前从未越级走访，此次因子女重病可能突破心理防线），也未制定针对性预案（如联系交通部门排查乘车信息、协调家属劝说）。直至脱管后，才启动应急处置，错失了前期干预的最佳时机。

（四）能力短板突出，群众工作方法生硬

部分民警对重点信访人员的管控仍停留在“看住人”的表层，缺乏“解心结”的能力。张某长期信访的核心诉求是“拆迁补偿款未全额到位”，但我们在管控中仅关注其行为动态，未主动对接街道拆迁办了解进展（实际2023年9月补偿方案已调整，张某应补发2.3万元，因工作人员疏漏未通知其本人）。若民警在走访中能多问一句“补偿款拿到了吗”，或主动协调相关部门解释政策，张某的情绪可能不会激化。这反映出我们在“服务中管控”的理念上存在偏差，将“管理”与“服务”割裂。

（五）监督问责缺位，压力传导层层递减

所领导对重点人员管控工作的督导存在“重部署、轻检查”问题。2023年1-10月，所务会研究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仅4次（上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