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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鲁迅少年生活中的甜和苦为主题写发言稿

各位朋友：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鲁迅的少年时光。提起鲁迅，我们总会想到他笔下“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犀利，想到他如匕首投枪般的文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个在绍兴老台门里奔跑的少年，那个在药铺与当铺间往返的青年，曾怎样在甜与苦的交织中，将生命的底色染成了最厚重的墨色。

一、甜：旧时光里的温暖底色

鲁迅的少年甜，藏在绍兴东昌坊口的周家台门里。那座青瓦白墙的老房子，曾是他最初的世界。周家虽非巨富，却也是“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的进士，父亲周伯宜熟读经史，母亲鲁瑞出身书香人家，能读小说，会写一手好字。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年的鲁迅是被宠爱着的。他后来在《朝花夕拾》里回忆，自己小时候“住在一门四户的台门里”，堂兄弟很多，大家一起在院子里捉蟋蟀、摘腊梅，春天看桃花开，冬天扫雪捕鸟。母亲会给他买带画的《花镜》，教他认草木虫鱼；长妈妈（阿长）虽然说话粗野，睡觉时“摆成一个‘大’字”，却会在回乡后给他带回一套带图的《山海经》，让他第一次触摸到“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的奇幻世界。

更甜的是百草园。这处“显得荒”的园子，是少年鲁迅的“乐土”。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他在这里观察蚂蚁搬家，蹲看何首乌藤缠络，甚至为了挖何首乌的根，把泥墙都弄倒了。这些与自然的亲近，不仅滋养了他的感官，更在他心里种下了对生命最本真的热爱——后来他写《秋夜》里的枣树，写《故乡》里的西瓜地，笔下的草木虫鱼总带着童年记忆的温度。

民间文化的滋养也是甜的。绍兴的社戏、迎神赛会、目连戏，都是少年鲁迅的“文化启蒙课”。他跟着大人去看社戏，摇着乌篷船，在月光下的河面上，远远望见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但最难忘的是戏里的“老旦”“小旦”，是白盔白甲的“活无常”——那个“鬼而人，理而情”的阴间捕快，让他第一次觉得“鬼”也可以如此可爱。他还爱听长妈妈讲“长毛”的故事，听祖母说“猫是老虎的师父”的传说，这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像颗颗珍珠，串起了他对生活、对人性最朴素的认知。多年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民间文学的价值，在《故事新编》里重述神话传说，那些鲜活的细节，都能追溯到少年时的耳濡目染。

二、苦：命运转折中的锥心之痛

但命运不会永远停留在“乐土”。鲁迅十二岁那年，生活的甜味开始被苦涩浸透。

首先是家道中落。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舞弊案入狱，周家骤然从“小康”坠入“困顿”。父亲周伯宜本就体弱，经此打击一病不起，且病情日渐加重。为了给父亲治病，周家不得不典卖家产：鲁迅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拿了家里的首饰、衣物，去当铺“当”钱，再跑到药铺抓药。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所谓“当铺”，是要把东西“高高地擎起”，让柜台后的伙计“审视”半天，然后用侮蔑的口气报出一个极低的价钱；所谓“药铺”，是要排着长队，听着药工“将药方纸背在柜台上”，抓了药还要“包好扎紧”，而那些药引更是荒诞——“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要“生于山中树下”，甚至“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些“名医”的药方，不仅治不好父亲的病，反而掏空了家底。鲁迅后来回忆，父亲临终前，他被衍太太催促着“大声叫”，直到父亲“低低地”说“什么呢？……不要嚷……不……”，那声音里的痛苦，成了他一生的愧疚：“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家道中落后，世态炎凉如冷水浇头。鲁迅在《琐记》里写，亲戚本家“看见我们，都不行礼了”；有一回他去一个叔祖母家玩，那老人“便和蔼地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打算？’”他答“没有”，老人便说“我想，你可以去考水师学堂，那是无需学费的”。这看似善意的建议，实则暗含轻视——在当时的绍兴人眼里，“学洋务”是“将灵魂卖给鬼子”的事，是“走异路，逃异地”。更让他寒心的是，当他终于凑够钱去南京求学时，本家的人背后议论：“这孩子又不肯念好书，将来怎么能有出息？”这些冷言冷语，像针一样扎在少年心里，让他过早看透了“礼教”背后的虚伪。

求学之路的艰辛，也是苦的。1898年，鲁迅离开绍兴，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这所学校名义上是“洋务”，实则管理混乱：学生要学“圣经贤传”，还要“读《左氏春秋》”；宿舍里“跳蚤之多，简直是数不清”；更可气的是，有位“总办”大人，看见学生剪辫子，竟说“这是逆子，砍头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