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赃款打赏主播的善意取得属性研究——基于服务合同关系的法律本质.pdfVIP

使用赃款打赏主播的善意取得属性研究——基于服务合同关系的

法律本质

摘要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和网络直播行业的爆炸式增长，一种新型的法

律纠纷日益凸出：行为人使用盗窃、诈骗等犯罪所得的赃款，在网络

直播平台对主播进行大额“打赏”，当原权利人（即赃款受害人）追

索该笔款项时，主播及平台方往往主张其构成善意取得，拒绝返还。

这一问题触及了传统民法善意取得制度在网络虚拟交易环境下的适应

性边界，引发了司法实践中的广泛争议与裁判尺度不一。本研究旨在

深入探讨使用赃款打赏主播行为的法律属性，以其背后隐含的服务合

同关系为切入点，剖析善意取得制度在此场景下适用的可行性与局限

性，为解决此类纠纷提供清晰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

用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与案例分析法，首先厘清了网络直播中“

打赏”行为的法律本质，并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现代化

阐释。研究结果表明，网络直播打赏并非单纯的无偿赠与，而是一种

包含了情感激励与娱乐服务的、具有对价性质的混合合同关系。主播

通过其才艺表演、情感互动等，为用户提供了即时的、非物质性的精

神消费服务。用户的打赏行为，是购买和激励这种服务对价的支付方

式。因此，主播接受打赏并非“无偿”取得，这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提供了前提。然而，“善意”与“合理价格”的认定在此场景下极具

特殊性。研究认为，对于常规的、小额的打赏，可以推定主播为善意

，且其提供的即时娱乐服务可视为合理对价；但对于远超正常消费水

平的、异常高额的打赏，主播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其“善意”不能

轻易被认定，且其提供的服务与巨额款项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价值失

衡，难以构成“合理价格”。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赃款打赏主播

能否构成善意取得，不应一概而论，而应构建一种区分打赏金额、交

易情境的类型化认定规则。司法实践中，应引入与打赏金额相匹配的

注意义务标准，对异常大额打赏，应由主播方承担其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的举证责任。这一结论对于丰富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在网络环境下的

理论内涵、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平衡赃款受害人与网络经营者之间的

利益、促进网络直播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关键词：赃款打-赏；善意取得；网络直播；服务合同；合理对价

引言

在当今中国，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

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直播作为其中最具活

力的业态之一，已经从最初的小众娱乐发展成为一个集社交、电商、

教育、娱乐于一体的庞大产业链，催生了数以亿计的用户和数以百万

计的主播。在这一繁荣的生态中，“打赏”作为连接主播与用户最核

心的互动与变现机制，其所承载的资金流动量极为惊人。用户通过购

买平台虚拟货币，向心仪的主播赠送虚拟礼物，主播和平台再据此进

行分成。这种即时性的金钱往来，在激发内容创作活力的同时，也成

为各类法律风险的温床。

一个日益尖锐且频发的法律问题是，当行为人利用盗窃、诈骗、

贪污挪用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资金（即赃款）对网络主播进行高额打赏

后，赃款的原始权利人（受害人）在发现资金流向后，向主播或直播

平台主张返还，由此引发的纠纷。在此类案件中，主播和平台方通常

会援引《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抗辩理由

，主张自己是在不知情（善意）的情况下，通过提供直播服务（有偿

）获得了打赏款，因此不应承担返还责任。而受害人则认为，赃款无

论流向何处，其所有权并未转移，主播作为赃款的实际占有人，理应

返还。这一冲突使得法院在裁判时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要保护无

辜受害人的财产权，追回犯罪损失；另一方面，也要维护网络交易的

安全与稳定，保护善意经营者的合法收入。由于法律对此种新型交易

形态的性质界定不清，导致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有的支持返还，有的则驳回，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极大地损害了司

法权威和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因此，深入研究使用赃款打赏主播的

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打赏”这一网络行为的法律本质，并以此

为基础，深入分析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要件在网络直播这一特殊场景

下应如何被解释与适用。本研究将突破将“打赏”简单视为“赠与”

的传统认知局限，论证其作为一种新型服务合同对价的属性，并以此

为逻辑起点，重新构建赃款打赏场景下善意取得的认定标准。其目的

在于，为司法机关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一套清晰、自洽且具有可操作性

的分析框架，从而统一裁判尺度；为直播平台和主播群体的合规经营

提供法律指引，促进其建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