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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基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第1195条的案例分析

摘要

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深度数字化，网络服务提

供者已成为信息传播、社会交往与商业交易的核心枢纽，其在知识产

权、人格权等领域的侵权责任认定，也因此成为司法实践中最为复杂

和前沿的课题之一。作为我国网络侵权责任认定的核心规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

旨在平衡权利人保护、平台发展与言论自由等多重价值。然而，该原

则性条款在具体适用中，围绕“通知”的有效性、“必要措施”的内

涵以及平台“知道”侵权行为存在的主观状态认定等关键问题，仍存

在诸多争议与裁判分歧。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九十五条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通过对大量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系统性地揭示当前裁判逻辑的内在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规则完善建

议。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与案例实证研究法，在对《民法典》

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进行法教义学阐释的基础上，通过对新近司法

判例的搜集与类型化分析，系统性地归纳了当前法院在审理网络侵权

案件中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的裁判思路与核心难点。研究结果表明

，当前司法实践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在“通知”的有

效性审查上，法院对于权利人提交的通知是否构成“有效通知”的标

准把握不一，在涉及海量侵权链接时，对通知的精确性要求存在较大

差异；其二，在“必要措施”的界定上，除了“删除”之外，平台是

否以及何时应当采取“屏蔽、断开链接”乃至“封禁账号”等更强有

力的措施，缺乏明确的、阶梯化的判断标准；其三，在平台主观过错

的认定上，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的适用上，法院对于如何从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平台是否进

行主动内容审核、是否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益等因素，来推定平台的

“应知”状态，其自由裁量空间巨大，导致裁判结果的可预测性不强

。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为实现《民法典》的立法目标，必须在

司法层面出台更为精细化的裁判指引，构建类型化的“有效通知”标

准，明确“必要措施”的阶梯化适用条件，并建立一套更为客观、可

操作的平台主观过错的综合认定模型。本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网

络侵权责任理论，指导司法实践统一裁判尺度，以及推动网络服务提

供者建立更为有效的合规与内容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

关键词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通知-删除规则；民法典；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必要措施

引言

在当今中国全面拥抱数字经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的宏大时代背

景下，互联网已不仅是信息的基础设施，更演变为一个与物理世界平

行映射、深度融合的社会生活空间。以各类平台为代表的网络服务提

供者，作为这个庞大数字生态系统的构建者与运营者，掌控着信息的

流动、言论的发布与商业的脉搏，其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海量的用户生成内

容（UGC）在带来信息繁荣的同时，也伴生了大量的知识产权侵权、名

誉权侵害、隐私泄露等侵权行为。如何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这些“

第三方”侵权行为中的法律责任，成为一个关乎亿万网民切身利益、

关乎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关乎网络空间治理成效的核心法律问题。

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立法机关借鉴国际通行经验，逐步确立了

以“避风港”原则为核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规则体系。这一体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得到了最终的确认与升华。其中，第

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构成了该体系的基石。

该规则旨在通过赋予权利人一种便捷的私力救济途径（即发送侵权通

知），并为平台设定一个明确的免责路径（即收到通知后及时采取必

要措施），来在保护权利人、鼓励平台发展与保障网络用户的表达自

由之间，寻求一种精巧的平衡。可以说，该条款是网络空间治理智慧

的集中体现。

然而，法律原则的简洁性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之间，永远存在着

一条需要司法实践来填补的鸿沟。在“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过程中

，一系列棘手的难题不断涌现。权利人发送的通知，需要包含哪些信

息才算“有效”？平台在收到通知后，多长时间内作出反应才算“及

时”？除了“删除”，平台还应采取何种“必要措施”？更进一步，

当平台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渠道，而是主动对内容进行编辑、推荐，

甚至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利时，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其主观上“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从而要求其承担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