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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瓮安事件”透视中国行政问责制：问题剖析与优化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行政问责制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制度，在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强化政府责任意识、提升政府公信力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发展历程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重要阶段。早期，行政问责主要以同体问责为主，即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这种问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对失职、失责行为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

2003年“非典”事件成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触发了异体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开始从同体问责为主向异体问责为主转变。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层面全方位加快了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步伐。2003年5月12日，《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则和各项制度和措施，以及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有了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在地方层面，2003年下半年，天津、重庆、海南、长沙、大连、湘潭、广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针对不同的问责对象的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这些规章既对部门行政首长进行问责，也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进行责任追究。

尽管我国行政问责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而“瓮安事件”的爆发，犹如一记警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该事件的起因是一名女学生溺水死亡，然而在事件调查处理过程中，由于信息不透明、政府与民众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民众对政府的处理结果产生质疑，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和冲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当地政府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危机应对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也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行政问责制的现状，深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寻有效的解决对策，以推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1.1.2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理论体系。通过对“瓮安事件”中行政问责情况的深入剖析，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从而为进一步构建科学、合理、完善的行政问责制理论框架提供实证依据。同时，对行政问责制相关理论的深入探讨，也能够拓展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从实践意义而言，本研究能够为我国政府在应对类似事件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通过总结“瓮安事件”中行政问责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认识到自身在职责履行、权力行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此外，完善行政问责制还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促进政府依法行政、高效行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行政问责制首先形成于近代英国，随后在西方国家逐步确立起来。西方的行政问责制是西方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作用下的产物，在监督和制约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例如，日本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务员的义务、职责和行为规范，以及违法违规行为的判断和处罚措施，还专门出台《人事院规则》来明确处罚标准；德国制定了《惩戒法》，官员若玩忽职守或者违法乱纪，将视情节轻重受到纪律或司法方面的相应处罚。这些法律法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