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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离骚”题义

引言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的经典，以其瑰丽的想象、深挚的情感和独特的楚地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其中，《离骚》一篇不仅是《楚辞》的核心作品，更被后世誉为“千古词赋之祖”。然而，对于“离骚”二字的题义，自汉代以降便众说纷纭，成为学术界持续探讨的课题。这一题义的解读，不仅关乎对篇名的理解，更涉及对屈原创作意图、楚地文化特征乃至先秦文学观念的深层把握。本文将系统梳理历代学者对“离骚”题义的不同阐释，结合训诂学、音韵学、文化学等多维度视角，揭示其内涵的丰富性与文化意蕴的深邃性。

一、传统训诂学视域下的“离骚”题义考释

（一）汉代学者的核心观点：从“离忧”到“遭忧”的训诂脉络

汉代是《楚辞》研究的奠基时期，学者们对“离骚”题义的解释多基于传统训诂方法，结合儒家经典的注释体系展开。其中，司马迁与班固、王逸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形成了早期解释的三条主线。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明确提出：“离骚者，犹离忧也。”他将“离”释为“遭遇”，“骚”释为“忧”，认为“离骚”即“遭遇忧患”。这一解释的依据，既源于对屈原生平的理解——屈原因谗被疏，“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创作《离骚》以抒愤懑；也符合先秦文献中“离”通“罹”（遭遇）的用字习惯，如《诗经·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此处“离”即“遭遇”之意。司马迁作为最早为屈原立传的史学家，其观点因贴近作者生平与文本内容，成为后世最广为人接受的解释之一。

与司马迁同时代的班固，在《离骚序》中提出了类似但略有差异的看法：“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班固的“遭忧”说与司马迁的“离忧”说本质一致，均强调“遭遇忧患”的核心意涵，但班固更突出“作辞”的创作动机，将题义与文本功能直接关联。这一补充使得“离骚”不仅是对情感状态的描述，更成为“发愤著书”的文学实践的注脚。

稍晚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则提出了不同解释：“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陈事芬香以讽谏也。”王逸将“离”释为“离别”，“骚”释为“愁”，认为“离骚”即“离别之愁”。这一解读的依据，可能源于对屈原被流放经历的侧重——屈原因政治排挤被迫离开郢都，“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九章·哀郢》），其文本中亦多“离别”意象，如“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王逸作为东汉楚辞学大家，其注本是现存最早的《楚辞》完整注本，因此“别愁”说影响深远，尤其在强调“放逐”背景的阐释中被反复引用。

（二）历代学者的补充与争议：从“牢骚”到“离歌”的多元延伸

汉代以降，学者们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文献发现与语言研究，对“离骚”题义提出了更多补充性解释。

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将“骚”与“牢骚”联系，认为“离骚”即“抒发牢骚”。这一说法虽未见于早期文献，但符合后世对《离骚》情感基调的直观感受——屈原在诗中反复倾诉“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的委屈，“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愤懑，确有“牢骚”之意。不过，“牢骚”一词在汉代尚未出现（多见于唐宋文献），因此这一解释更接近后世对文本情感的通俗概括，而非严格的训诂结论。

另一种观点则从“骚”的音乐属性切入，认为“离骚”可能是楚地一种歌曲的名称。《大招》中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的记载，王逸注“《劳商》，曲名也”。清代学者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提出“离骚”与“劳商”音近，可能为同一曲名的异写。这一思路虽未被广泛接受，但为后世从音乐文学角度解读“离骚”题义埋下了伏笔。

总体而言，传统训诂学的解释以“离忧”“遭忧”“别愁”为核心，围绕“离”与“骚”的单字训释展开，注重与屈原生平、文本内容的契合，构成了“离骚”题义解释的基础框架。

二、现代学术研究的新突破：多学科视角下的再阐释

（一）音韵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劳商”说的重新审视

20世纪以来，随着音韵学与出土文献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开始突破传统训诂的局限，尝试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重新解读“离骚”题义。其中，游国恩先生在《离骚纂义》中提出的“劳商”说最具代表性。

游国恩通过音韵学考证发现，“离骚”与《大招》中提到的楚曲《劳商》古音相近：“离”属来母歌部，“劳”属来母宵部，二字双声；“骚”属心母幽部，“商”属书母阳部，虽韵部不同，但上古音中幽部与阳部存在旁转可能。更重要的是，《大招》将《劳商》与伏羲《驾辩》并列，可见其为楚地传统乐曲；而《离骚》作为屈原的代表作，极可能借用了这一曲名，以符合楚地“倚声填词”的创作传统。这一观点虽仍有争议（如“离骚”与“劳商”的音韵对应是否严密），但为理解“离骚”的题义提供了音乐文学的新维度——它不仅是情感的表达，更可能是一首依楚地古曲而作的歌词。

（二）方言学与文化学的介入：楚语特质的挖掘

楚地作为南方文化圈的核心，其语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