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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周恩来青年时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资料图:1917年的周恩来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杰出的外交活动家。

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并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

1920年赴欧洲，在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学生与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领导工作，对早期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少年老成

周恩来（1898——1976），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他的祖父是绍兴读书人，绍兴师爷名声在外，淮安周家就是由绍兴迁徙而来的。周恩来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

周恩来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因为他生前不事生产，到了周父这一辈，只能靠房产和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日见拮据。父母为第一个儿子取乳名为“大鸾”，大鸾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只要大鸾现身，天下便会安宁。在周恩来不满一周岁时，叔父病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叔父如果没有子嗣就死去是无颜见祖先的，牌位也不能上祭坛。为了“冲喜消灾”，周恩来被过继给叔父。

周恩来从4岁开始跟随叔母识字和背诵唐诗，5岁入私塾读书。叔母出身于书香门第，擅诗文书画，略懂医理。她常给大鸾讲神话故事和一些唱词。6岁那年，周恩来一家搬到外祖父家居住，大家庭里难免有磕磕碰碰，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周恩来的生母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总能公道地解决纠纷。周恩来常跟随生母去排除纠纷，耳闻目睹了母亲的办事公道，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大量地读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肆意徜徉。“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正当他有意识地孜孜不倦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料时，两个母亲相继去世，父亲和伯父长年在外谋生，一位叔父偏瘫，一位叔父早逝，身为长子长孙的周恩来不得不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他用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弟弟，他强装笑脸靠典当借债主持家事，养成了少年老成的稳重性格。

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随伯父到东北求学，转入新建的奉天第六高等小学堂。这正是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周恩来告别了私塾生活，进入新式小学堂，对一切都充满好奇。那些新鲜有趣的课程，诸如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和体操，真正激活了少年渴望窥探世界的心。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国内时局风云变幻，也处在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坚持读书看报，及时了解国家大事。“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他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是章太炎难懂的古体文，还是梁启超的近体文，周恩来都认真阅读。虽然进步刊物的思想侧重各有不同，但朴素爱国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周恩来的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当其他同学还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念书时，周恩来已经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政治部形同虚设。周恩来到职后，首先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他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了政治教育计划并加授课程。他还注重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在军校内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周恩来提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加强了大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周恩来一手开创了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的。任职期间，国民党一个月发给他几百银元的工资，除了留几十块钱维持生活，周恩来把其余的全部交了党费，不留余财。周恩来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紧密联系群众，经常与学员们促膝谈心。他用公开讲演，个别谈话等方式，在朝夕相处中“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1925年，周恩来作为政治部的领导人，参与率领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