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docxVIP

【标题】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 【作者】屈杨杨 【关键词】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成因??影响 【指导老师】谭清宣 【专业】历史学 【正文】引言本文所言民国时期的涪陵属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属公署。涪陵位于重庆之东约120公里，城区地处乌江与长江汇合处，自古地连“五郡”，舟会“三川”，西通渝泸，东出宜汉，南进酉秀黔彭。上古，巴国曾建都于此，后历为州（郡）、县治所，宋代是巴蜀六大商贸中心之一，清代已有“小重庆”之称。[1]旧中国烟害毒祸最为惨烈的就是西南地区，其中四川是我国出产鸦片的主要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后涪陵开始流行鸦片。光绪年间到民国十八年（1939年），涪陵地区是四川省鸦片生产的最大产区，涪陵县是鸦片生产第一大县，也是四川首屈一指的土产鸦片市场。本文将探讨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原因与影响。一、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状况鸦片战争后，涪陵城开始公开贩卖种植鸦片。民国时期，涪陵鸦片产量大致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多到少这样一个过程。根据我搜集到的资料，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清末民初时期，1915年徐琮任涪陵知事时，对鸦片查禁严厉，种烟几绝。“民国四年春，知事徐琮禁烟，率军将沿江一带已将收获的罂粟苗铲尽。”[2]?徐琮禁烟使涪陵鸦片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其次是鸦片极盛时期，1916年至1934年，四川出现防区制，四川先后由军阀分防割据形成防区，涪陵先后被划归为袁光辉部、卢师谛部，刘湘部、杨森部的管辖范围，鸦片种植、运输、销售、吸食、又弥漫涪陵，大小军阀以此作为公开的甚至合法的财政收入。接着是1935年到1940年，是国民党自诩的厉行禁政六年禁绝时期，涪陵作为最后2个暂种县份之一，鸦片产量仍超过全省1／3。最后，1940年至1949年，涪陵鸦片并未禁绝，四川省政府在全国各家报纸上大肆宣传“四川禁烟，已经绝”，而在天子脚下，陪都东大门的涪陵，各场各镇，烟灯荧荧，毒雾弥漫。涪陵鸦片泛滥最为严重的时候就是防区制时期。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各地军阀割据，对鸦片更加倚重，视为支持扩军争霸的宝物。尤其是贵州军阀，在这段时间大力支持和发展鸦片，罂粟种植、运输、销售已形成向外扩张之势。贵州烟土进入涪陵，刺激了涪陵鸦片的再次发展。“民国六年，黔军袁光辉团驻涪陵行销‘黔土’，地方当局为谋筹过境军队大量粮饷，从默许农民私种到诱种、逼种鸦片，烟毒复炽。”[3]随后，卢师谛在涪陵发展鸦片，各军阀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势，致使驻下川东的卢师谛决定发展鸦片敛财，“他借口军饷无着，在涪陵发动种植罂粟，并强迫涪陵人民种植鸦片，勒索烟捐。”[4]此后?，卢师谛部队在涪陵更加胆大妄为，涪陵鸦片声誉益隆。接着，吴佩孚在湖北宜昌开禁，使宜昌成为长江上游出口鸦片的总汇集地。国民政府重庆禁烟查缉处与汉口的禁烟督察处先后成立，使涪陵烟土通过宜昌转运，就可直接达武汉、上海销售。从此，长江上的毒品通道大开，渝、宜、汉航线成为涪陵鸦片的一条通天大道。美丽富饶的涪陵，就这样成为毒品商人的乐国，成为军阀、政客、毒贩眼中的“黑金矿区”。随着?“黔土”进涪、卢师谛的强迫种植、吴佩孚的鸦片开禁、国民政府的禁烟查缉处的成立以及渝、宜、汉航线的开通，涪陵鸦片销售形势越来越好，得到空前发展。“仅就蒋介石势力入川后，在已经实行所谓‘六年禁烟计划’的第三年，即一九三七年度，仅仅四个所谓‘缓禁县’，限令种植生产的烟土量，计涪陵二万担，丰都七千二百担，垫江六千一百担，宣汉五千一百担，就共达七千二百担。在平常时期，在种烟的极盛时期、遍地普种时期，其产量之惊人，也就可想象了。”[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仅涪陵一地的平时鸦片产量就可见一斑。直到1949年，这是一直是四川省政府整治的重点，当终究未能彻底根除。涪陵的鸦片产量无具体统计数据，只能就一些零星材料加以说明。以川东十五县土药常年产量的数字为例，“涪陵一县鸦片的生产及输入海关担为9263担，消费海关担为1425担，输出海关担为7838担，每担重量为1140两，在土厘税中，每担银两和每海关担银两分别达到2.69两和3.78两，在土税率中，每担银两和每海关银两达到11.2两和14.34两，在土厘税常年收数中，土厘银两和土税银两分别达到39000两和105000两”[6]从这份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川生产鸦片的大县，川东主要有涪陵、丰都、梁山、忠州、梁山、垫江、巴县、大竹、开县、东乡等地，尤以涪陵为最。涪陵一县的生产及输入海关担、消费海关担、土厘率、土税率、土厘税常年收数都稳居第一。可以看出涪陵地区是四川鸦片产量最多，出口经销量最大的产区，涪陵县是川东十五县生产鸦片最多的县。“涪陵一县的鸦片产量约占全省鸦片产量的10%，是全国最大的产鸦片县，迄今还没有资料证明超过涪陵县鸦片的产烟量县。”[7]，可见涪陵在中国近代鸦片史的特殊地位。上已述及，涪陵鸦片数量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