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伦理思想的独特内涵.pdfVIP

· 6 · · 中 国 哲 学 · 法家伦理思想的独特内涵 于 树 贵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因明确主张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史记 ·太史公 自 序》)而背上了 “非道德主义”的恶名，其伦理思想也因此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然而，如果我们超 越儒家伦理的立场 ，公正、客观地审视法家思想，可以发现法家的伦理思想不仅是丰富的，而且是 自 成体系的，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非常富有特色的价值体系。 一 、 理论基础：自然人性论 法家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建立在 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法家的人性理论不仅是在观察战国时期社会 生活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而且也是对春秋以来人性理论的一次总结。 战国时代是一个 “争城 以战，杀人盈城 ；争地 以战，杀人盈野 ”(《孟子 ·离娄上》)的时代。 在诸侯之间残酷的征伐战争中，西周以来 “有孝有德”(《诗经 ·大雅》)的道德生活不复存在。在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人性进行探索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话题。儒家的孟子提出了 “人性本善” 的观点，苟子则在批驳孟子 “性善论”的同时提出了 “人性恶”的理论 。然而无论是 “性善论”还 是 “性恶论”，都无法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其理论 自身也充满 了矛盾 。孟子的 “性善沦”，因其 “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 ·孟子苟卿列传》)不见用于当时，而其理论也已为荀子所批驳。苟子的 “性恶论”同样不能 自圆其说：既然 “人之性恶 明矣”(《荀子 ·性恶》)，那么制定 “礼义”的 “圣 人”本性又如何?而且 “义与利，是人之所两有也”(《荀子 ·大略》)，这实际上又否定了其 “人之 性恶”的一元论观点。 法家学者另辟蹊径，从人的存在层面来探究人性，力求摆脱 “性善 ”、 “性恶”等道德式评价， 提出了 “人性 自为”的理论。商鞅言：“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 之情也”(《商君书 ·算地》)。很显然，这既是对战国时期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也是对人的存 在方式的一种客观认识。这是法家考察人性的独特视角。管仲学派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揭示人性的： “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凡人之情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 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管子 ·禁藏》)慎到也同 样认为： “人莫不 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 ·因循》)韩非不仅继承了法 家前辈的人性思想，而且不厌其烦 、淋漓尽致地揭示 了各种社会关系中人的自利行为。在韩非眼里， 举凡 “君臣”、 “父子”、 “夫妇”，雇佣关系中的 “主人”与 “雇工”，各种职业人员 “舆人”、 “匠 人”、“医生”等等， “皆挟 自为心也”(《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法家人物都是些 “天资刻薄人也”(《史记 ·商君列传》)，因为其他 学派对 “人性 自利、自为”也有着共同的认识。鲁昭公六年，郑国子产 “铸刑书”，晋 国的叔向给子 法家伦理思想的独特 内涵 ·37 · 产写了一封信，说道：“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 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 争之 。”(《左传 ·昭公六年》)很 明显，叔向非难子产的理论依据就是 “民”都是 自利 自为的，只要 有机会，民的逐利本性就会显露出来。而有了 “刑书”，就可以使他们的某些 “争”合法化，从而降 低贵族们作为裁判的权威性。鲁昭公二十九年，晋 国 “铸刑鼎”，孔子也评论道 ： “贵贱不愆，所谓 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 以尊贵?”(《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这表明孔子与 叔向的认识是一致的。并且 ，孟子的 “制 民之产”，完全是遵循 “人 (小人)性 自为”理论而设计 的。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苟子，有见于当时的社会道德生活，则开始明确地承认 “人生而有欲 ，欲而 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 ·礼论》)；只不过他是站在儒家的立场 上赋予这种 “自为”、“自利”以恶的属性而 已。道家创始人老子表示： “五色令人 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Vl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