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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投资软环境的意见和建议 提升行政与刑事执法透明度，增进权利人的知情和参 与度，加强宣传力度 品保委去年四月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以及值得信赖的相关数据表明，国务院组织领导的全国双打专项行动成果突出。但因权利人一般无法从行政执法部门获知处罚决定，在重大刑事案件侦查、起诉、审理过程中难以主动提供真假商品鉴定，对进入审理程序的案件及其审理结果不易知晓，常常无法以被害人身份参与诉讼，对于其总部基于媒体报道而提出的询问无从答复。知识产权执法透明度的瑕疵，不利于权利人的积极参与，减弱了执法成果的宣传力度。 执法部门查获的侵权/假冒商品在无权利人观察确认的情况下，应严禁以“已经去除侵权标示”为由转售。此种情况以高单价的汽车配件、个人护理产品及食品饮料酒类商品为普遍。质量低劣的上述商品甚至被侵权人购回后重新包装销售，必然严重影响使用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抵消了打击查处的积极作用。 建议：行政执法部门应向案件涉及的权利人提供处罚决定书（或处理结果通报书）副本，并在两法衔接网络平台公布处理决定供公众查询；权利人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可参与对涉嫌假冒/侵权产品进行鉴定；公诉机关和/或法院在公诉阶段，应及时通知权利人参与诉讼。 查获侵权/假冒商品应当予以销毁，不得给予任何重新进入商业渠道的机会。 近日我们获悉，迪拜海关因难以通过环保手段，销毁查获的大量来自中国的假冒商品，打算将其退运回中国。如果未经妥善与中国海关、相关执法部门与权利人协调安排，退运的假冒商品很可能流入国内市场或转口他国，严重影响中国或他国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或引起贸易伙伴密切关注。 针对迪拜海关的退运举措，品保委将全力与海关总署、公安机关及迪拜海关联系协调，争取使相关退运在控制下进行，以便中国执法部门掌握中国与迪拜不法商人从事假冒商品贸易动态，联手开展打击。联合打击行动成功与否，取决于权利人居中协调的成效。权利人协调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两地执法部门对所涉权利人信息的透明度。基于海关、公安与品保委建立的多年合作互信，进一步提升边境/刑事执法案件透明度，可以作为全面加大知识产权执法透明度的试点。 《商标法修正案（草案）》对商标异议制度的修改，可 能带来极为严重的负面效果 商标的作用在于突出其所代表商品/服务与竞争对手商品/服务的区别。维护品牌者针对申请注册近似商标的“搭顺风车”者，提出异议的机会远多于被他人异议的机会，属于异议制度的主要受益主体。《商标法修正案（草案）》中的异议制度规定，利害关系人或在先权利人对已审查批准的商标申请案提出异议，由商标局进行审查。一旦异议被驳回，初步审查通过的商标立即注册完成，异议人无法阻止该商标被使用。由于驳回异议案的机率极高，而注册完成后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的无效投诉审理耗费时日，根据有关司法政策：“两个近似商标共存相当时日，消费者已可区分其代表不同来源的商品/服务，则该近似商标可以并存”，可见异议一旦被驳回，被异议商标立即完成注册的规定，为本属非法注册的商标提供了方便之门，而注册后无效争议案件的延迭，有助于其获得合法性。这一制度的潜在缺陷，可能为抢注商标开启大门，成为外商和外国政府质疑我国商标制度的话柄。 建议：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受理审查商标异议案。在司法审查程序终结前，被异议商标不得予以注册。 三、为出口销售而定牌加工商标商品行为，应认定其构成在中国境内的商标使用，否则为出口假冒商标商品开绿灯 一段时期，不法外商利用中国定牌加工假冒商品，出口销售赚取高额利润，在中国政府大力打击之下本有收敛趋势，但由于司法政策认定：“为出口销售而定牌加工商标商品，不至于使中国消费者对于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因而不构成在中国境内对于他人在中国注册商标的侵权行为。使得海关和其他执法部门对于此类假冒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受挫。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针对某日商在华合法定牌加工产品，因所有产品全数出口而认定其在华注册商标未在中国市场使用。这一判定如成定律，会使仅从事定牌加工的外商，因其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而被撤销。而在华定牌加工假冒/侵权商品出口的不法商贩，会以不构成在中国境内“使用”被假冒/侵权商标逃避法律责任。 建议：统一司法见解：在中国境内未经许可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近似的商标，附加于该注册商标同种／类似商品上的行为，即属于在中国境内使用商标的行为，构成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权。执法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补充和完善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条文，加强保护力度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要保护商业秘密，但仅适用于“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适用于“非经营者”为报复或其他目的，以窃取、利诱、胁迫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披露、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其次，《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授权商业秘密权利人申请诉前临时措施（俗称诉前禁令）的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在起诉或开庭前，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