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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吴芸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摘要]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对我国参政党、执政党、司法或立法组织牵头推动其他不同组织之间合作进行公共治理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得出对公共治理中组织合作方式的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内的描述。分别用“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和“含有对等性思想的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分析”等理论对组织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最后获得从社会网络视角看组织合作的清晰描述和独特认识。 [关键词] 公共治理 社会网络 组织合作 全球化时代，资本、信息、人员的流动范围和频率空前加大，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存甚至“一刻也不能分离”的描述再也不是骇人听闻。随着全世界范围内市民社会的兴起，中国有必要将公共治理摆在组织的层面进行重新审视。组织——不论是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政党组织或者市场中的商业组织等——其相互交流和联系也越来越多，单一的政府部门、科层制的领导已经不是解决多元社会问题必然选择，而扁平化的网络治理模式却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当代中国，通过组织之间的合作解决公共问题的案例很多，下文选取两个案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结构洞理论”等理论以及“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对等性”、“社会资本”等概念，对公共治理组织合作中的方式、权力等进行描述，力图描绘一幅政府网络治理模式图，也提供一个审视中国公共治理方式转型的新视角。 一、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巧构建 以贵阳市建立惠民医院为例。2006年2月，为解决贵阳市城镇低保人群和农村低保人群看病难的问题，九三学社贵阳市委员会在市政协提出建议：由贵阳市政府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贵阳市惠民医院的具体实施方案。当然，这不仅仅是个提案，在作为参政党的九三学社的牵头下活动得到切实执行。被推动的组织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即市政府、市卫生局、市财政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非政府公共组织，即医院、老年和儿童福利院；其他参政党，即农工党贵阳市委、民盟贵阳市委；以及无党派人士。用社会网络的观点来看，这种合作模式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各种不同组织为“点”——即行动者——的社会网络。 （一）市政府、市卫生局和医院间“不曾存在的三角联系模式” 九三学社贵阳市委员会在推动与不同组织合作的过程中，并不是与所有被推动组织直接联结。在九三学社贵阳市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贵阳市惠民医院，以解决我市低收入人群就医难的建议》中，第一条就写明：“由市政府牵头，组织有关部门（财政、民政、工会、劳动保障、公安、宣传、卫生），结合我市具体情况，制定建立我市惠民医院具体的实施方案”。可见，市政府在该社会网络中发挥枢纽作用。九三学社推动合作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惠民医院。于是，研究的第一步是明确枢纽组织和最终目标组织之间的关系，即市政府和医院在合作中的关系模式。在拟确定的首批惠民医院，即“市三医”、“市六医”和“市肺科医院”中，由于其在合作中地位作用相同，不妨先选取“市肺科医院”为代表。 由于市卫生局拟订《关于贵阳市举办惠民医院的实施方案》，指定市肺科医院为惠民医院，并将《方案》报市政府分管市长审定。因此，市卫生局分别与市政府和市肺科医院直接联结。用字母A、B、C依次代表行动者：市卫生局、市政府和市肺科医院。则三者关系如图1所示。 社会网络理论中，“根据关系‘双方交往的时间、情感深度、亲密程度以及具有互惠性特征’，格兰诺维特将行为者的网络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1]首先，市卫生局与市政府属于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市卫生局的工作要受政府监督和指导，由于业务关系而交往时间多、关系密切，财政上体现其互惠性，所以市卫生局和市政府显然是强关系。然后，市卫生局和肺科医院也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因具所属领域相同都是卫生部门，所以二者也是强关系。 在图1所示的网络关系模式中，“格兰诺维特认为，如果A—B和A—C间存在着某种强关系，那么C用于与B交往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A分别花费于B、C之上的时间。‘即使C和B原来没有关系，但它们与A的共同强关系也可能使它们产生互动、形成起关系……因此，假设A—B之间是强关系，如果A—C之间也是强关系，那么如图所示的关系模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从现实来看，C与B之间也会存在某种关系，A—C—B这样一种联系方式也是存在于A和B之间的。’”[1]也就是说，图1所示的是不曾存在的三角联系模式，市政府、市卫生局和市肺科医院是彼此直接联系的三方组，即三者的合作方式是直接相互联结，如图2。 （二）市卫生局是“结构洞” 市政府、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这五个组织，是合作中“惠民医院”政策的行政执行者，如图3。 行动者A和B，与E、F、G分别直接相联，则该网络体中至少存在着三项多余的网络联系：对于B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