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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何鹏举 (邵阳高等专科学校马列都，湖南邵阳422004) 摘 要：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改变腐败活动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及社会成本与收益，把腐败活动的私人总收益尽量降低，进而达到惩治．庸败的目的。 关键词：腐败行为；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21)03-0053—03 反腐败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长期以来政府都在力图消除“蛀虫”的腐败行为。但为什么腐败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原因之一是把腐败等同于一般性犯罪行为，单纯强调严惩，而没有建立起有针对性的制度。原因之二是把腐败仅仅当作一种社会风气，寄希望于用道德净化采根治。事实表明，腐败之所以长期泛滥，并不是政府容忍或助长它，而是由于根治时没有抓住腐败的症结。要彻底惩治腐败，就得改变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状况，从而把腐败行为的私人总收益降到最小，使得人们通过理性的经济选择，自动地放弃腐败活动。从经济学的规范角度来分析，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人们从事腐败活动所带来的效用超过他从事其它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时，他就会从事腐败活动。这就是说，某些国家之所以腐败泛滥，是由于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腐败的私人收益远远大于社会收益，腐败的私人成本远远低于社会成本，以致腐败成了腐败者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选择。 一、腐败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分析 人们在从事政治或经济活动时，都会考虑到其私人所能得到的效用。这个效用不仅包括他们从当前职业上既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精神满足，还包括各种预期利益的贴现值，如利润分成、权利、晋级、加薪、提升职位等。如果政界与经济市场都是完全实行公平竞争，没有任何外在影响因素，那么，从事正当合法活动就能得到市插效益，从事腐败活动则必须承担全部市场成本。在这种情形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是一致的。遵纪守法、履行职责能够带来与职位相称的报酬，而腐败当事人不可能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因此，人们理性的选择是正当合法地执行公职。 但是，事实上，政界与经济市插并非完全实行公开竞争，在行政与经济组织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者得不到由此带采的全都收益，反过来，贪污腐败者也不会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即个人公职行为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大大偏离社会成本与收益。然而，从经济理性出发，个人决策的依据只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比较。一项行为即使可能提高社会效益，只要是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也就不会有人去尝试。而另一些行为尽管可能危害社会利益，只要其私人收益足以超过私人成本，就总会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去做。腐败行为就是根据这种逻辑作出的一种选择。每个公职人员在行为之时，都会明显或隐蔽地把从公职上正当的既得收益与腐败所可能得到的预期收益相比较。事实证明，当既得利益越大，腐败机会的成本就越大。当腐败者越遭到排斥，越难在社会经济组织中找到工作，则腐败的私人成本越大；当社会道德规范对腐败的惩处越严厉，腐败成本越高，腐败行为便越少。腐败行为的私人预期收益与他的腐败成本利益关系是当腐败可能得到的利益越大，则个人从事腐败活动的动力越强，当腐敷被惩处的可能性越小，腐败的诱惑力也就越大。在我国，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完全，法制规范也还不健全，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许多漏洞，以致腐败很容易成为个人理性选择的目标。 在成本方面，首先，腐败的机会几乎无处不在。人们不需要位居要职，只要有了一个有权利的公职，就可能把它变成腐败利益的来源。腐败活动大到滥用权利、挪用公款、虚报帐目，转移资金、行贿受贿、非法征税等，小至不履行职责，擅离职守，滥用公车、乱收罚款等。另外，腐败者即使被查处，还可以轻易地找到另外有腐败机会的新职位，进行新的腐败活动。其次，公职人员的工资一般不高，即腐败成本较小。一些公职人员出于对收入差距的不满而试图从公职所赋予的权利上“创造出”更多的收益来，以致各个层次的公职人员“雁过拔毛”。因此，由职位权利所可能得到的有形与无形的收入、好处已成为人们争取公职的一种预期收益了。由此可知，在我国，腐败行为的经济与非经济成本很低。在收益方面，一则腐败带来的私人收益可能相当高。腐败者能够排他性地享受其权利带来的收益，权利越大，权利独享性越强，则垄断收益越高。二则腐败即使被发现，惩处的概率不高，存在许多隐 匿和逃脱的可能性。 二、腐败的社会成本与收益分析 腐败活动是以政治不民主、市场不规范为前提而产生的。同时，腐败活动又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腐败的社会成本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道德等诸方面。1．腐败的经济成本 大量事实说明，腐败会严重妨碍经济发展，使之偏离社会的大方向。这是因为：其一，腐败活动侵吞与消耗了巨额资金，人为地加剧了资金短缺状况，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