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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逻辑比较研究刍议 郑伟宏 三大逻辑比较研究的历史有百年上下，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取得丰硕成果。只有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总结不足，才能把三大逻辑比较研究的车轮向前推进。 中国有逻辑。《墨经》中有比较丰富的逻辑思想。因明、墨辩中的逻辑，可与西方逻辑做比较。它们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要强调逻辑的指导作用，又不能简单比附。 三大逻辑比较在具体理论上有许多成果，也存在不少误解。因明与逻辑，因明与墨辩，墨辩与逻辑，两种传统之间的比较都必须以对各自传统的准确理解为前提。由于对陈那因明的理解受到传统观点的误导，所以，近百年来三大逻辑两两之间的比较存在很大的误区。 陈那因明的三支作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的推理相当，其喻体和大前提都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毫无例外的全称命题。准此，我们评论中国古代的类推，也要慎言演绎。以下探讨几个问题。 一、《墨经》是不是“逻辑学专著”？ 《墨经》有逻辑，即使说它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也不能说它就是一本逻辑学专著。作为西方逻辑科学创始人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撰写过逻辑学专著。他关于逻辑学的论文，也是混存于哲学著作中。他去世以后，才由学生将多属学问工具性质的6篇论文汇集，合名为《工具论》。《工具论》包括辩论术、认识论和逻辑三部分内容，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论文。以《范畴篇》为例，它的许多理论是属于哲学而非逻辑。把它收到《工具论》中本身就成为一个难以理解的决定。《解释篇》、《论题篇》和《辩谬篇》包含有语言学、修辞学和辩论术。 印度佛教因明的发生和发展始终包括辩论术、认识论和逻辑三部分内容，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印度现存最早的一部较详细论述逻辑的著作是《遮罗迦本集》。这是迦腻色迦王时代（大约公元129～192年在位）一位名叫遮罗迦的御医写的医道论集，是一部医书，并非论辩术和逻辑的专著。在这本内科医书的第三篇第八章中介绍了当时通行的论争的方法和规则，其中包含了逻辑学说，作为医师应具备的知识和素养。共有44个项目。这44个项目以第一项“论议”为总题目，内容主要是辩论术。还有哲学，44项中就有认识的六个来源（现量、比量、传承量、譬喻量、义准量、随生量）。遮罗迦以胜论派的本体论六句义（实、德、业、同、异、和合）作为认识的对象，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胜论的哲学体系。 在佛教因明的早期著作《方便心论》中，也还是三部分内容的交汇，逻辑仍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在《瑜伽师地论》（佛教古因明创建标志）中，七因明主述辩论术。直到陈那新因明，以立破为重点，逻辑才成为主导。但是在陈那新因明后期，逻辑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量论（认识论）。即使在以量论为中心的法称因明中，也包含有辩论术和逻辑（立破学说）。总之，因明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三部分内容交织在一起。可见，“因明”的外延比“量论”大。量论始终是因明的组成部分。由于汉地传播的是陈那因明，藏地传播的是法称因明，习惯上把流传于汉地的陈那因明称为“汉传因明”，把流传于藏地的法称因明及其发展称为“藏传因明”。 “藏传因明”的称谓，强调与陈那后期因明的渊源关系；“藏传量论”的称谓，突出其量学在因明中的重要地位。明乎此，两个名称之争不涉及实质性的冲突。 回过头来看《墨经》，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把内容分为十二类。涉及逻辑的“名言”、“辩术”、“辩学”只占几分之一。其余各类涉及“自然界、思想界以及社会人事上的一切事物”。可见，“逻辑学专著”说没有依据。 二、三大逻辑是否均起始于对演绎的研究？ 国家六五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绪论》说：“逻辑的发生，无论中外，都开始于对演绎或着重于对演绎的研究”。胡适在1919年初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印度和希腊的名学偏重演绎，墨家名学却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 上观点值得探讨，至少印度逻辑就并非如此。 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创建时间：先有亚氏逻辑（公元前300多年），后有墨辩逻辑（墨子生活于公元前400多年到400年，墨辩六篇是战国中后期撰写的），最后为正理派逻辑（足目是公元前200至100年人，倡正理论。而《正理经》大约成书于公元一、二世纪），因明更晚（佛家有论法著作《方便心论》早于《正理经》，但有系统著作很晚），建立古因明体系的标志性著作是《瑜伽师地论》，其中的古因明理论是借鉴正理而建立起来。 世界第一个逻辑体系固然起始于对演绎的研究，但不是一概如此。从印度逻辑现存文献来看，《遮罗迦本集》、《方便心论》、《正理经》、《瑜伽师地论》都采用五分作法，是类比推理。即使是后来的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离演绎还有一步之差。直到法称继承、改造陈那因明，才建立印度逻辑史上第一个演绎体系。那已经是公元七世纪中期的事。可见，说印度逻辑开始于对演绎或着重于对演绎的研究，是丐辞。 百年以来，说到因明与逻辑、因明与墨辨的比较，因明一方的比较对象是陈那因明，也就是三支作法。研究者一看到同异喻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