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研究的省思：跨世紀台灣人類學的展望之一.docVIP

『「社群」研究的省思：跨世紀台灣人類學的展望之一』研討會計畫 （請注意：研討會舉行時間已提前到十一月二、三、四日舉行） 會議主題與目的 在人類學的知識傳統中，「社群」(community)研究不僅提供人類學最基本的民族誌資料，更提供人類學傳統知識建構上的重要視野與架構：透過長期而深入的「社群」田野工作，人類學家不僅要掌握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的個個層面，更要掌握到這文化的個個層面如何結合成一異於其他社會文化的整體。這樣的視野與知識架構，不但隱含著被研究者的觀點、「社群」的同質性、以及比較的觀點等基本立場與假定，也因其著重以一個獨特的個案來挑戰普遍性觀點與理論而突顯出人類學知識上的特性，更有意無意中「認定」「社群」在某程度內是一個類似有機體而具有某種獨立自主性之社會與文化的看法。它往往把研究對象界定在特定時空中的人群之活動，人、土地、與社會文化合而為一。因此，「社群」研究不只是認定研究單位與對象的方法，也涉及「社群」的內涵及這種研究所具有認識論、知識論上的意義在內。而這種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前，雖不是完全而普遍地正確，卻是有某程度內的效用，特別是在非西方而較孤立的地區。也因此，我們可以說傳統人類學的「社群」研究構成了人類學傳統知識體系中，最堅實的基礎。這點，就台灣人類學而言，特別是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傳統而言，一點也不例外。 但另一方面，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從十六世紀以來的發展，到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於交通、資訊（與大眾傳播）的發達，以及遷徙的頻繁等，使得群體與群體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人群與空間的分佈也愈來愈不一致。這種後現代的發展趨勢下，正如M.Auge(1995)所說，地方(place)已很難成為被研究單位的基礎。甚至傳統人類學所說的「他者」(the other)，可能就在隔壁(Auge 1998)。在這情況下，過去傳統人類學社群研究所認定的「同質性」社會已不符合現實。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multicultluralism)或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的看法。在這情形下，人類學對於研究對象的認定方式及內涵，隨不同理論的發展而有不同的界定。 比如，在A.P.Cohen(1985)及M.Strathern(1982)等象徵理論的引導下，我們發現當代英國許多「社群」原有的居民往往分散到各處之後，當地現有居民往往來自他處（乃至他國）而不認同該地，因而無法形成一個具有地方意識的「社群」。反而是原已分散到各地的原居民，以該地作為其認同的象徵而維持其間的關係而為其成員。因此，我們看到過去原具有地域基礎的社會單位，因後工業社會的發展使得其範圍的認定及這社會單位本身的概念，已與實際地域的範圍不相符合，而是建立在其概念或象徵的建構上。換言之，土地已不再具有決定性，而是概念或象徵。但這概念與象徵卻是由原有的一些觀念（如社會與個人等）轉換而來。 又如，B.Anderson(1991)由東南亞地區非功利主義式的權力觀念之瞭解，結合馬克斯理論（特別是結構馬克斯理論中有關意識型態的觀點）所發展出一套探討現代國家如何經由國家機器來建構現代國家成為一個「想像的社群」(imaged communities)之研究，便是以一個現代國家做為其研究的對象，來探討一般人為何會愛他的「國家」，甚至為它而死。但這樣的研究對象與單位的確立，卻是建立在該社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發展到一個階段而能提供必要的印刷工業及大眾傳播事業等社會經濟條件上，也是建立在現代國家科層組織的有效運作上，更是建立在非功利主義式的權力觀念及建構國族主義所需的文化傳統上。換言之，以「想像的社群」作為研究的對象，成員間雖不必涉及傳統「社群」直接而真實的人際關係，卻仍享有共同的文化，實是立基在當代政治社會所建構而足以支撐其國族主義的各種「知識」（包括「傳統」文化或歷史等）及分析這類現象的文化概念上。 同樣，E.Wolf(1982)透過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化發展過程，將人類學家過去研究非西方社會文化所發現到的所有獨特現象，視為當時土著文化適應當時資本主義經濟交易的結果。如此一來，正如I.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一樣，他將全世界所有的社會與文化視為一個整體而為人類學研究的單位與對象。自然，這研究單位與對象的確立，不只放棄了傳統「社群」的概念，也是建立在他獨特的「生產模式」之理論概念及唯物論之文化概念上，更是建立在過去傳統人類學研究的成果上。 由上面幾個簡化的例子，我們已可以清楚看到傳統人類學「社群」研究所認定類似有機體的「社群」概念已不易適用於當前的情境下，人類學家在重新確定其研究的單位與對象及其內涵時，仍必須建立在現象與理論的基礎上，而不是任意而無理由，更不是與過去研究成果的全面斷裂。台灣人類學的研究，在1987年解嚴以來，隨著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