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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能否开出“外王”？ 　　收稿日期：2013-07-1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项目“从名的视角论先秦诸子的发生”（2013M531147）。 　　作者简介：苟东锋（1982-），男，陕西醴泉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摘 要：儒家政治能否现代化取决于一个问题：“内圣”能否开出“外王”？对此，人们从正反两个方向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那么，是否有第三条道路呢？如果我们回归原始儒家就会发现，道德与政治虽有联系，也分别有其独立的自性，因此儒家“为政以德”的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以道德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内圣”既没有生发“外王”，也没有遮蔽“外王”，而是成全了“外王”。既然内圣外王之道只是一种策略，那么儒家政治的现代化就是一个策略调整的问题，亦即将政治的归于政治，道德的归为道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与政治的完全分离，在仁的统摄下，道德与政治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内圣”；“外王”；道德；政治；君子；平民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017-06 　　“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学派以之表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之道。千余年之后，宋明诸儒又开始以其概括儒家思想的精华①。到了近代，很多学者便以“内圣外王”指涉中国学术的基本架构②。在此概念架构之下，儒家学术给人的基本印象就是在内圣外王双彰的意识下强调“内圣”开出“外王”。对于儒家的这一致思结构，当代新儒家深表赞同，并提出了“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加以修正和改良。然而，一种更普遍的观点则以为，儒家所秉持的由“内圣”而“外王”的思路会导致一种“泛道德主义”，从而不仅使得“道德政治化”，造成“道德沦丧”，而且会使“政治道德化”，造成“政治败坏”。由此可知，“内圣”能否开出“外王”的问题直接关乎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慎重考察在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那里，政治是否有其独立的自性？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儒家政治的现代化将无从谈起；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做一番重新梳理。 　　一、道德与政治的分际 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强调价值优先，尤其表现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并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的教导为人们所熟知。后世儒者向来也将义利之辨视为儒家的基本问题，朱子甚至断言：“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有学者将传统儒家关于义利之辨的看法总结为三种立场：“（1）别义、利为二，义、利截然对立；（2）尚义但不排斥利；（3）兼重义利。”并认为“不管哪一种立场，在义先利后这点上基本是一致的”[1]。这个概括显然是允当的，不过前提是将其严格限定于伦理道德的领域，如果越界，则另当别论。就政治层面来讲，儒家的立场恰恰是利先而义后。这是因为如果将这里的“利”界定为事实层面的食色利欲③，那么儒家内部对利欲的看法实际上存在着消极和积极两条线索。 　　在孔、孟、荀的思想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两条线索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他们对利欲消极视之，强调利欲中常常伴随着不义，所以必须时刻防备。另一方面，他们对利欲积极视之，认为教化和礼义是建立在利欲得到一定保障的前提下。这两条线索之所以能够并存，是由于两种情况所针对的对象不同。当他们对利欲持消极立场时，其对象是君子（士）；当他们对利欲持积极态度时，其对象则为平民（百姓）。在孔子看来，君子与平民之间有着明确区分，因此我们会听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这样的话。试推这种区分的用意，孔子大概是不想将对君子的期望加之于平民。对君子而言，应该将谋道放在谋食之先，平民则不必如此。孟子说得更加清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梁惠王上》）士与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士可以超越恒产所代表的利欲层面，平民则需要在利欲层面得到一定保障的前提下才能“驱而之善”。由此可见，君子与平民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君子是一种价值优先的思维，所以是“喻于义”；平民是一种事实优先的思维，所以是“喻于利”。价值优先是一种主观的思维，表示一种自我的要求，所以孔子会说“于我如浮云”，孟子也强调“万钟于我何加焉？”事实优先是一种客观的思维，展现出一种他者的视角。 　　如果上述思路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君子与平民两种视角来探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论语》中，只有谈到政治问题的时候，才涉及“民”、“众”、“百姓”、“庶人”、“民人”、“小人”等与平民相关的用词；而谈到道德问题时则多涉及“士”、“君子”、“圣人”、“贤人”、“仁人”、“成人”等与君子相关的用词。由此，可以对政治与道德做这样一个简单界定：一般而言，道德的对象是君子，政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