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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法治论”探析 　　摘 要：以往的“民生法治论”仅是对民生法治外部关系的讨论。民生法治内部关系包含民生的规范性、法治的价值性和两者在法基础上的价值增量。民生法治还应解答民生、法治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的民生表征积极权利，法治则内含民生价值；民生法治可以打破单纯法治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并矫正法治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特质。民生法治可以实现表征实体正义的党的领导与表征程序正义的法治的结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长效的法治理论和法治模式。 　　关键词：社会建设；民生法治；规范；价值；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89-05 　　付子堂先生于2007年率先提出“民生法治论”的理论命题，并搭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归纳起来，付先生所言的“民生法治论”是一种“回应当代民生诉求”、“以民生为导向的法治理论”。[1]他认为，缺乏法治的监督与制约，我们很难解决民生问题，所以，民生必须依靠法治的保障。民生就其实质是一个权利问题，因而可纳入法治的范围。“法治赋予了人民参政权、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等广泛的基本权利，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给予民之生计以全方位的保障，即通过法治保障民生、构建民生法治。”[2]其后，一些学者就民生法治论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但基本都是沿着付先生的理论轨迹，对民生立法、民生执法、民生司法等分支问题进行研究。 　　民生法治论的提出是为了回应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3]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民生领域的矛盾与问题，发挥法治的规范和保障作用，通过立法对民生做出妥善安排，并在法的运行中对民生加以保障。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的民生法治论，均是对民生与法治外部关系的讨论，而未涉及到两者的内部关系。所谓外部关系的讨论，就是撇开民生的规范面相与法治的价值面相，单纯讨论民生之于法治的导向作用和法治之于民生的保障作用；而所谓内部关系的讨论，就是讨论民生蕴含的法的规范性和法治内含的民生价值，以及民生法治实现的法基础上的价值增量。并且，民生法治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现实国情下加以讨论的，民生、法治、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应当加以阐述。因而，民生法治论必须解答以下问题：民生作为一个政治话语，是否存在着法基础之上的、可以通过规范方式加以阐释的内涵？法治是否具有与民生趋同的价值内核？民生法治如何实现民生与法治各自基础上的价值增量？民生法治与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这一中国国情有无契合关系？纵然民生法治的提出或许是出于法律工具主义的考虑而采取的临时抱佛脚的措施，它可否成为一种长效的法治模式？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民生法治的内部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民生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出现的，它所表达的是百姓对于安定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守土为家的小农经济与严苛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特别是在一些靠天吃饭且战乱易发的地区，民众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代表天道的统治者身上，祈求他们平日里轻徭薄赋，战乱时开仓放粮。而统治阶级为了维系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在反复表达自己的怜民恤民惧民之心，但其种种“民生”论说实际上只是宣传口号，是一种自上而下不情愿的施舍式的民生，也是披着等级制外衣的民生。这种民生观念就如同民本观念一样，其前提是皇权至上和宗法等级制。 　　到了清末，西风东渐，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传到中国，“民生”开始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口号。孙中山将“民生”拔高到社会问题的中心地位，指出“我们现在要解除社会问题中的纷乱，便要改正这种错误。再不可说物质问题是历史中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4]民生内涵的这一变化意义重大，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前提被从中剔除，平等性首次进入了“民生”的语系。《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在第二条更是确立了民生原则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5]这是中国历史上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生首次被赋予了平等的内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人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已经基本消除，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多而不均、富而不安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并外化成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民生话语的再次出现印证了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此时的民生已经不再是历史上那种民众乞求统治者给予同情的哀号，而是公民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理直气壮地向国家要求自己的正当权利。民生开始从一种政治口号转变成权利话语，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