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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摘 要：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钱穆；以士释史；文化史学；新史学 　　作者简介：谢进东，男，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师，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项目编号：11QN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中西文明历史经验中的公共社会价值观研究”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53-07 　　钱穆（1895—1990）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主要以研治中国历史与文化为主。借助于文化来研究历史，是钱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他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背后蕴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1]（序，P1）[2]（P7）那么，钱穆究竟是如何借助文化来研究历史的？笔者通过对钱穆国史著述的考察，提出：钱穆主要是通过在他看来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的。钱穆为何主张以“士”来阐释国史及其演变？他又是如何通过“士”来进行国史阐释的？其“以士释史”之合理性依据何在？其通过“以士释史”而表现出来的文化历史观之形成是否有它特定的学术史背景？此文化历史观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影响如何？以上便是本文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以士释史”：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认识的结果。受不同历史观影响的学者，对同种历史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样貌。唯物史观的倡导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强调经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主线，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程划分为原始公社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几个阶段。[3]（P154）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影响的雷海宗，则以文化作为解析中国历史的基本依据，以中国的“兵”文化（或称之为兵的精神、尚武精神）的兴衰、有无作为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基本线索，将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以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为界分为两大周，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说命题，试图突破将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方法生硬地套用在中国史上的做法。[4]（P131-160）基于经济与文化的这两种不同历史观，导致了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不同看法。然即便是同样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若依据的文化内容不同，那么，所获得的认识结果也会不尽相同。与雷海宗依据中国的“兵”文化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说不同，钱穆依凭中国的“士”文化或“士”精神来阐释国史，把中国自春秋战国以下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称之为由“士”阶层作为“领导之基础”的“四民社会”。[5]（P561） 　　钱穆为何主张以“士”作为阐释国史的依据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5]（P561），“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主要就变动在士的这一流。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6]（P108）。问题是，“士”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以至可以“主持与领导”中国史之演进、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动？钱穆的回答，即“士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心”。他指出，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知识分子阶层，是自战国以后逐渐取代没落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一领导的新中心”。[7]（P121）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合、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这些作用和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秦之统一，南北朝世运之支撑，传统社会之赓续，学术文化之传承，全靠士阶层之担当与坚守。在钱穆看来，士对于秦之统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7]（P45）钱穆认为，魏晋之后南北朝“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5]（P272）。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较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不过钱穆认为，政府贫弱并不影响学术发展，只因士阶层在朝廷养士尊士的风气中复兴起来，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术转益兴盛。[7]（P49-50）元清两代，蒙、满入主中原，社会局势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