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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中立”与文学史书写 　　[摘要]洪子诚以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撰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出色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挖掘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全方位渗透进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同时又对这一思路背后的“解构”意识持保留态度，从而引发学界争议。不同学者因着相异的现实认知与研究动力，而对知识与权力、审美与意识形态诸关系产生彼此抵牾的理解与阐释方向。此一学案为衡估当代文学学界的学术诉求及限度，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关键词]价值中立；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论 　　“价值中立”语出马克思?韦伯《以学术为志业》。韦伯认为，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的特性，在研究中应自觉选择“价值中立”的立场。所谓“价值中立”，是一种“内在的直接的要求，即调查者和教师应无条件地与经验事实的建立保持距离，并与他本人的实际评价亦即他的对这些事实的圆满或是不圆满的评价保持距离”。这一学说，对我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即持此学术立场进行当代文学史研究，其成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围绕学术界对这一方法论的争议，探讨在中国文学史研究语境中这一研究立场的学术诉求方向和限度。 　　一、知识与价值的对立与互通 　　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因文学史内含文学与历史两个维度，价值中立在具体运作中也呈现这两个维度方向。首先看落实于历史维度的“价值中立”，其实现途径是“回到历史深处”。体现于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中，即对思潮、运动中各代表方的“了解之同情”。洪子诚的论述态度，简言之，可谓“中立”。“中立”如何达至“了解之同情”？不妨取喻一个人的左右手对弈这一情形。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就出现了三个角色：左手、右手，以及那个保持自己中立，因而能代各方立言的“我”。“我”之能够代各方立言，乃因“我”能分身为不同角色。所谓分身，是指真正融入这一角色，对其思路、逻辑走向有切身了解。要做到这一点，这时的“我”必然采取有限视角，而不得如潜入对方内阵的间谍一般，窃取其机密，成全另一方的棋路。这就对“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贯彻这一角色要求，在走棋过程中他得不断调整自己的态度，不要让“我”的全能视角占据了代某方立言的有限视角，也不能分身为某方时半心半意，有意无意偏袒另一方。这一角色形式的建立，端赖“我”能否担负这一角色要求。 　　历史叙述者，就颇似这个“我”，既不代表左方立场，又不偏向右方意志，力求公正无偏。但一位治史者，要能达到对历史中不同派别与角色的“公正无偏”，乃有一知识学前提，即深谙双方（或多方）的处身情境、言行逻辑，犹如熟悉自己的左右手。回到历史深处，就不是一个态度或意向问题，而首先挑战治学者的学术功力：能否对历史事件、材料有全局的掌握，或者说，依靠尽可能丰富的材料去还原那些历史的“空白”与“未定点”，而尽量减少材料、事实之间的抵牾，建构出一副大致符合原貌的历史文化地图？有此“史学”基础，历史研究者的“价值中立”才有可能。否则，不免流于空言。其“价值中立”的意识越强，越可能将本就糊涂的历史搅成一本糊涂账。这也就是某些史学功底不深，却奢谈方法与理论视角的学人易入之歧途。 　　回到历史深处，从表象上当然指研究者从现在回到过去。但从理解的逻辑上说，研究者又要力避以后来者的眼光衡量历史“角色”，力求站在这一角色的历史逻辑起点上，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述。因为历史中人，不能对历史全局有相对完整的判断，他们总是采取有限视角来处身立事，即便其局限有大有小，也只能推测历史的各种可能，总不如后来者看到历史运演的结果而更能知其所以。这是人情和历史时势使然。研究者设若以今例古，或以今责古，则于人情常理不合，亦缺乏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意识。 　　简言之，就材料而言，历史研究者对材料掌握当如对自己左右手之了解。这体现了“学”的功底。就角色设定而言，历史评述者应有中立的意识，此中立意识，非“无意识”，而是能够溶身于他者之中的理解与批评意识。能为各方代言，设身处地，不仅为自己的价值同情方，也为自己的价值批判方代言，此乃史家难得之“冷静”。此意识体现在视角上，当采取有限视角，而非后来者的全能视角。此为方法意识，亦可见出史家之“识”。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意识，融汇于特殊的叙述方式当中。在论述一个文学现象时，论述者无倾向性的立场，对不同观点的持论立场与前提首先予以承认，即赋予它“发展”自己逻辑的权利，这一观念的内在逻辑在洪子诚的笔下，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延展。譬如，论述“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无论在方法和尺度上，都留下若干难题”时，洪子诚叙述道：“这些难题，困扰着新秩序的确立者。”“困扰”一词，明显有代对方设想的意味，但这样的“设身处地”，显然不是作者本身的道德立场，而是一种学术之“同情”。这一“同情”感，无涉个人道德价值认同。也就是洪子诚自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