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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风格”的文学 　　摘要：在张洁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创作是为自身的精神生命而存在的，破坏与和解是相对的，反思、怀疑、追问与坦然、平静、淡然是同步的，艺术规则的综合运用与无技巧的随心所欲融为一炉，在艺术上也更通透、洗练，有一种老年智慧的宁静，体现出一种综合与反叛规范的创造性。张洁是一个有幸创造了阿多诺所说的“晚期风格”的作家。 　　关键词：张洁；小说；晚期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4-0088-06 　　阿多诺在评价贝多芬晚年的音乐的时候，认为在贝多芬晚年的音乐中有一种另类的创造力，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创造性。阿多诺对贝多芬音乐的分析启发萨义德思考，在一些伟大的艺术家生命临终之时，他们的作品获得了一种新的“晚期风格”，萨义德认为晚期风格“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现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与其说多半洋溢着一种聪明的顺从精神，不如说洋溢着一种复苏了的、几乎是年轻人的活力，它证明了一种对艺术创造和力量的尊崇”。萨义德在分析中认为，同为晚期风格，施特劳斯的晚期风格是与贝多芬不一样的，施特劳斯是平和的，技巧的，纯净的，自由思索式的，而阿多诺没有“理解到那种特性的独特方法，以及它那种令人吃惊地迷人的和连贯一致的特质”。萨义德、阿多诺对艺术家晚期风格的分析告诉我们，不论是施特劳斯式的综合和解，还是贝多芬、瓦格纳式的激烈对抗，艺术的创造意识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作家晚年的写作往往体现出一种更高的创造。获得“晚期风格”的前提是一个人拥有相对较长的写作生命，在晚年又获得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写作心境，能够集人生经验之大成而达到一个较高的艺术境界，成熟的晚年作品常常能摆脱体制、时代、传统、写作教条的种种束缚，从而实现一种综合的创造。 　　对于20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能获得一种成熟“晚期风格”的写作者并不多。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一种青春文学，有研究者统计五四前后对中国现代新文学做出开拓贡献的81位作者的平均年龄为26.32岁，其中30岁（含30岁）以下的有69位，占开拓者总数的85.2%；30岁以上的仅有12人，其中40岁以上的更少，只有刘大白和沈玄庐。新文学的干将们多是在校学生，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正留学美国，创造社的四名主将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组建该社时，都是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新潮社的组织者几乎都是大学高年级学生，湖畔诗社的成员，主体是中学生。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闻一多的《红烛》、蒋光慈的《新梦》、李金发的《微雨》、许地山的《缀网劳蛛》、汪静之的《蕙的风》都是大学读书期间的作品。王统照、朱自清、徐志摩、庐隐、冯文炳、徐玉诺、洪深、瞿秋白等发表和出版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离开学校一、两年的事。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37岁，算是年长的了。五四新文学是一群年轻学子参与实践的文学运动，五四文学因而带有青春文学的叛逆性。现代精神是现代文学的核心，它承载的自由、民主、博爱的精神理念与年轻人成长期寻找精神出路的气质相契合，使现代文学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由于历史现实的原因，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并未有创作晚期风格作品的幸运。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建国时正处在中年时期，他们的写作成就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就基本奠定了，建国后，他们获得了更高的行政地位，但写作并未有真正的突破，新的文艺政策的限制与作家已有写作经验之间的距离，让他们难以以自己熟悉的写作方式来写作。最悲惨的是被称作“胡风集团”的写作群，他们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胡风出狱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近年来出版的《路翎晚年作品集》已经无法与早期那个文学天才路翎联系在一起。40年代创作现代文学经典《边城》的沈从文建国后躲进故宫，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写作生命完全结束。文学是一个人精神生命的印记，建国后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经典的是“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等几部作品，但可惜的是，因为政治运动，这些作者的写作才华并未得更好的发挥。因现实原因，《创业史》的故事如何发展是一个问题，作者最后无法完成这部作品。《青春之歌》被迫按照阶级标准进行修改，小说中个体成长的丰富性被宏大政治的时代要求压制。 　　在文学的历史上，歌德、托尔斯泰都写到了80多岁，他们晚年完成的《浮士德》、《复活》有饱满的人生蕴涵和艺术上的成熟性。雨果60岁创作了《悲惨世界》，70岁写出《九三年》。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的建构需要相对长久和稳定的写作追求来实现，也需要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来支撑。而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历史上，一个饱满的、有写作长度的写作往往被外力所摧折。 　　陈晓明先生认为，到20世纪末，中国文学为历史所放弃，有它的孤寂和平静，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等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