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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建构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问题学者们从中国能否建构公民社会、为什么建构公民社会以及如何建构公民社会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但是在研究中还存在着多种问题有待解决。 　　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18-02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问题以邓正来、景跃进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揭开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的研究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年起到20世纪末，此阶段的研究围绕着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公民社会、能否建构一个公民社会等问题进行探讨；第二阶段从21世纪初至今，主要围绕着为什么建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问题展开。 　　一、中国能否建构公民社会 　　（一）对建构公民社会持怀疑态度 　　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前期，很多学者对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建构持否定的态度。 　　谢暇龄（1993）认为“中国不可能发育出市民社会”，其主要原因是培养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需要的时间太长，对当代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且中国在政治文化上很难接受理性主义文化，而这恰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基础[1]。 　　夏维中（1993）认为，市民社会“始终只是欧洲或者西方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而从来没有发源于东方”。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市民社会，之所以不可能产生是因为：一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市民阶级；二是以高度集权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是构建市民社会的强大障碍；三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不具备形成市民社会的基本条件[2]。 　　（二）中国能够建构公民社会 　　邓正来、景跃进（1992）是研究建构中国公民社会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的“良性互动说”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摆脱了西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对抗的模式”，他们认为建构中国公民社会要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社会领域以改变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就必须从事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建构”工作[3]。 　　俞可平（1993）证明了当前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已经产生，他列举四个方面的事实加以佐证：一是体制外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六成；二是政府权力下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三是私人利益得到承认和鼓励，产权概念开始明确；四是私人生活非政治化，主张积极构建公民社会[4]。关于中国能否构建公民社会西方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克拉默（W.Krammer）认为中国能够建构公民社会，但第一步要找到政治上的平衡。杜克大学教授德利克（A.Dirlik）（1995）强调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当公共领域最大限度地对社会开放时，市民社会能否限制私人利益对公众利益的侵犯，这是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必须先考虑的问题[5]。 　　二、为什么要建构公民社会 　　（一）建构公民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刘伟、贾贵生（2004）认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入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产生和壮大起来。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可以保持天然的良好关系。这使得市民社会可以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强调：中国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为政治法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市民社会作为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力量，是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动力；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有利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结构，真正实现民主政治[6]。 　　（二）建构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行使 　　高晓红（2004）指出，在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只能在公民社会中建立，而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宣布，公民社会有效地制约并监督国家的政治权力[7]。兰华（2005）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离开公民社会组织就无所谓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对服务型政府的促动，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分担公共服务职能，建设高效、责任政府；制约政府权力，建设法治政府；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建设民主政府；凝聚社会资本，实现公共利益[8]。 　　（三）建构公民社会有利于促进经济市场化 　　王兆良，朱梅福（2000）认为，公民社会是完善市场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社会组织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环境[9]。孙天承、秦国荣（2011）认为，市民社会作为市场主体相互间以利益与需要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经济生活共同体，它与市场经济法治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亲和力。市民社会成员通过市场交换所形成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交易关系，构成了其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