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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程序失灵和程序法的人性假设 　　[作者简介] 余枫霜（1980―），女，四川成都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摘要] 人性假设是设计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评判法律制度实效的重要参考，中国刑事程序法对司法官员的人性假设是公而忘私的“道德人”。过去十余年的司法运作中，诸多刑事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被不断规避、架空和搁置的尴尬境地，而程序法对司法官员基本人性假设的错位，是程序制度失灵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只有理性的认识到司法官员的“经济人”角色，程序制度的失灵才可能得到克服。 　　[关键词] 人性假设； 道德人； 经济人； 程序失灵 　　[中图分类号] D9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142―05 　　一引言 　　回顾过去的十余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经历了两次大的修订。近年来，从刑事诉讼法纳入立法规划、立法机构公布讨论稿到全国人大最终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越来越多的法学者撰文探讨刑事诉讼法的完善问题，一些知名学者还组织力量起草了《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1][2]和具有理想色彩的《模范刑事诉讼法典》[3]，对这部法律的修订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方案。立法者希冀设计出一系列最为精良和有效的刑事程序来保障实体法的实施。颇具戏剧性的是，考察十余年的司法运作，不难发现，证人基本不出庭、合议庭合而不审、两审终审形同虚设、案件不破不立……刑事程序在实践中被不断地架空、搁置和规避，陈瑞华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刑事程序失灵。为什么精心设计的刑事程序频频出现失灵？为什么执法者带头抵制法律制度的实施？失灵已然发生，也许从程序法的基本人性假设出发，我们能对刑事程序运行中出现的失灵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 　　二程序法对司法官员的“道德人”假设 　　法律制度旨在调整和规范人的行为，而相关行为是否有必要进行规范？如何进行规范？规范的程度和方式如何？这不仅涉及到法律制度目标这一价值层面的判断，也涉及到立法者对人性的基本假设。立法者只有立足于抽象的人性假设，才可能对不特定的规制对象的决策心理和行动逻辑做出合理预期，进而在法律上设置恰当的反应方式，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易言之，人性假设的目的在于确定人的可信赖度，立法者再根据这种可信赖度制订不同的法律规范、建构适当的法律制度。立法者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既是设计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评判法律制度实效的重要参考。 　　“中国法学的一个重大悲剧就在于忽略了人在法中的地位，法、法治或法学都在极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人是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4]（P11），人理应成为全部理论包括程序理论研究的中心和目的。因此，程序法的设置和运行也应当立足人性假设，贯彻“人”的标准，关注“人”的需求，以“人”为中心考察一切程序的合理性。但是，与实体法不同的是，实体法规制的对象是一般的抽象主体，而“程序是一种角色分配体系，程序参与者在角色就位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自然就受到压缩” [5]（P25-26）。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官员、犯罪嫌疑人、证人、辩护人、鉴定人、翻译人等诉讼主体是带着预设角色参与其中的，程序法的人性假设必然与各自承担的诉讼角色密切联系。 　　侦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是基于特定履职行为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官员，他们是国家司法权的行使者，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主导者。中国程序法对司法官员的基本人性假设是公而忘私的“道德人”，这种假设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社会认知层面看，中国民众具有将司法人员假设为“道德人”的文化心理传统。长期以来，民众理想化的司法人员图谱便是公正无私的“道德人”，民众要求司法人员对“自利性”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文学作品中“铁面无私、伸张正义甚至大义灭亲的青天大人形象”便充分地表达了视司法人员为“道德人”的民众情结。其次，从意识形态层面看，中国司法人员的身份定位是“人民公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等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不断对司法人员进行心理驯化，旨在培育满怀同情心和正义感的道德官员。一直以来，司法人员作为诉讼主体被理想化、机械化，他们“是一个超然的神，大公无私，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是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做出判决。” [6]（P53）在“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和“四个在心中”（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法在心中、正义在心中）的司法语境中，司法人员的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在制度设计中往往被漠视和忽略。 　　“道德人”假设的人性基础是“性善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人性中的合理、克己、慷慨、公德心、同情心、正义感（合宜感）、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等“是非的意识”或“道德情操”给予了充分的张扬，认为这些是人的道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