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最后的日子.docVIP

卢作孚最后的日子 　　给女儿的信 　　1952年1月20日，卢作孚给远在上海的小女儿国仪写了一封回信，国仪来信，说准备回家生孩子，征求父母意见。父亲的信是亲切的，说母亲将会为女儿照顾孩子，还说： 　　我所恳切告诉你的，是今后任何事情，都应照此次计划那样，有决定以前的从容思考和从容商讨，才能避免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影响不仅及于工作而已。 　　似乎写信人的心情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卢作孚对“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有体会吧，以至反复地这样叮嘱心爱的小女儿。年轻的女儿万不会想到，这竟是父亲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1952年1月27日，是这年的春节。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没有回家过节。卢作孚本人也没在家过节，他到丰都去了，不久前民生公司的一只轮船“民恒”在丰都沉没，他去了事故现场。 　　1月28日，卢作孚乘飞机去北京“商讨要务”，30日即飞回重庆。 　　“华益，我对不起你！” 　　1952年2月5日下午，民生公司原业务处经理邓华益来到民国路20号卢作孚住所，与卢作孚做了一次长谈。 　　邓华益比卢作孚年长六岁，出身贫苦，由教会教育长大，年纪轻轻就做了英商白理洋行买办。1927年，在全国反帝高潮中，他买下白理洋行两只轮船成立自己的九江轮船公司，一跃而为重庆航业界老大。 　　当年民生公司要联合川江华资轮船公司，共同对抗强大的外资轮船公司的竞争，因各家华资公司互不信任疑虑重重而难以联合，邓华益以当时实力最强的九江轮船公司加盟民生公司，自己进民生担任航业部经理。这一举措，对重庆航业界“统一川江”的运动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邓华益主持的重庆轮船业同业公会，努力维护航业市场秩序，维护轮船公司的共同利益。公会尤其注意捍卫我国航权，抗战时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川江营运，公会向政府呈请制止。抗战胜利以后，一些外国轮船公司在我国营运，公会代表轮船公司向政府提出，要求海关查处。1947年，中国民营轮船公司认为，“中美商约”侵犯中国轮船公司利益，同业公会出面反对中美商约签订，对此，当时的政府作出积极反应。 　　1949年4月6日，重庆市轮船业公会发出通电，吁请交战的两党政要，能够维护长江航运，给船员及其家属一条活路。在通电上署名的，是重庆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邓华益。 　　邓华益这样一位在公司历史上的有功之臣，既为大股东，又是高级管理人才，重庆航业界的权威人物，在1951年3月28日，竟被民生公司以“年老体弱”为由“资遣”，邓家老小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 　　当时民生公司的有功之臣，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迫害和凌辱的，还有相当一批。已被董事会任命为代总经理的郑璧成，重庆解放到不一个月就被扣押，虽保释出来，也不允许再在公司工作。更有民生公司第一条轮船“民生”轮的第一任经理、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在厂前江滩上被当众枪毙（陶在80年代平反），公司董事石荣廷也在镇反中被冤杀（石在80年代平反）。民生职工中被资遣，被管训者更多。 　　邓华益日后回忆道：从不送客出门的作孚将他送到门外，几次说：“华益，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沉重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五十余年后，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写道，“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这一天，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长寿附近失事。 　　含泪做检讨 　　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卢作孚的这个检讨，从记录看，是十分认真而严肃的。一开头就沉重地说，“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一句话未完竟落下泪来。 　　在这个检讨里，卢作孚简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是一个知识分子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一生，他尽可能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来描述自己，表现了他与新政府的合作意识，也可理解为他已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提到在川南办教育时，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共事，检查自己报国的道路选择曾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卢作孚一生自奉甚薄，已为世所公认，可是却检讨自己，连生病住中央医院都以为太享受了。他对自己被视为资产阶级是难以接受的，不光因为在当时资产阶级已被视为可耻的另类，更因为卢作孚一生提倡“造公产，不造私产”。他似乎有些愧疚，又感到很大的委屈。他没有掩盖他的情绪――对郑璧成等一批懂航运懂船的管理干部被捕或被清洗的伤感与痛苦。在检讨的过程中，他数次流泪，甚至泣不成声。 　　在此之前，民生公司襄理以上的干部会，有公股代表参加，发言很集中，已将矛头指向卢作孚，说当前公司的困难和矛盾都是他造成的。有一种意见即是战后大量借外债是盲目扩张。这样重大的决策，关系到民生公司在中国二战后的大政方针，必须由董事会通过，公司高层管理，都是相当清楚的。当初，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向往着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