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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提升对策探讨 　　摘 要：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黏合剂，农民工在我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其政治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相关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整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偏低，并且具有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差异较大、认知基础比较模糊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等特点。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来提高其政治信任度：以提高最低工资为基础逐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充分发挥网络在农民工中的政治传播功能；适度加强对农民工信任网络的整合。 　　关键词：农民工；政治认知基础；政治信任；提升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4-0070-05 　　一、政治信任概念的界定 　　“信任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有关社会的概念，但又是一个与许多命题同样重要和难以研究的概念。”[1]153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任的价值得到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普遍重视，在如何定义信任的问题上，研究者们虽各执一词，然而大多赞同信任是一种包含着风险和期望的心理活动。一方面，信任是指向未来的，信任的赋予和信任的验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间隔，信任主体的利益能否得到信任客体的保护还不得而知，因此信任主体实际上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了信任客体可能背叛的风险之中。由此，彼得·什托姆普尔提出信任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是：“信任（trust）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2]约翰·邓恩认为：“信任是对产生风险的外部条件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换言之，信任是基于风险和行动之间的循环关系的，两者在需求上是互补的。”[3]另一方面，信任之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期望，信任主体希望信任客体能够信守承诺，基于主体利益的考虑去做或不做一定的行为。卢曼在其名著《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中将信任的功能定位为复杂社会中的一种简化机制，“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4]德国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克劳斯·奥弗则认为，“信任是关于期望他人行为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指（某些类型的）其他人将做某些事情或克制做某些事情的可能性。”[5]44以其存在的领域为标准，信任可以分为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两大类别，政治信任是信任在人类政治生活这一特定领域的具体化，本文认为政治信任是一国公民在一定认知的基础上，相信其将自身利益置于该国政府未来行动之中的期望能够得以实现的一种政治态度。 　　信任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实现其利益能力的信任；二是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实现其利益责任意识的信任。巴伯对此作了初步的分析：“在信任的这种一般含义的范围内，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说到信任时，其意思是两种更为特殊的期望，一种是对有技术能力行为的期望，另一种是对信用义务和信用责任的期望。”[1]153巴伯的这一分析表明信任意味着一方面信任主体相信客体具备足够的维护其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信任主体相信客体具有保护其利益的责任意识，不会背叛其利益。乔尔·布罗克纳和菲利斯·西格尔则对信任中所包含的能力与责任意识两者的组合作了进一步的解析，他认为：“信任指的是人们保持对其他当事人将来行为的信念。A当事人越相信B当事人会履行以后对关系的许诺，A当事人就会对B当事人有越多的信任感。信任指对另一人行为的期望，这一事实表明它的基础至少可以被分解为两个大的类别：动机（或意图）和能力。当A当事人相信B当事人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去依照许诺行事时，信任应该是最高的；当B当事人既缺少动机也不具备能力去以一个值得信任的模式去行动时，信任应该是最低的。”[6]政治信任这一概念同样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对政府能力的信任——政府为满足民众的利益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即民众相信该国政府能够以良好的绩效来满足其需求；二是对政府责任感的信任——政府为满足民众的利益会做什么的问题，即民众相信该国政府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来满足其需求。政治信任的这两个维度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任何时期的政治信任都是能力期望与责任期望的统一体，能力维度是基础，责任维度是保障，缺少前者，政治信任就会成为无端的政治盲信；缺少后者，政治信任则会蜕变为单方面的政治幻想。一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民众政治信任的重心会有所转变，在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民众更多的是期望政府具有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能力；而随着该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政治信任主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政治信任中责任维度的重要性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开展农民工政治信任研究的意义 　　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黏合剂，其作为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本能够弥合一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在政治权力坐标上的距离感，中外学者对政治信任在政治发展中的价值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论语》中记